焦虑|人类学家张鹂十年田野调查：经济发展下，情绪管理能力成为评判标准

现在，我的意思是，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不再为自己的情绪障碍感到羞耻。抑郁或者焦虑已经成为人们言语中的高频词。这在十年前，甚至更久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人类学家张莉通过十年的田野调查观察到了这一趋势。她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人类学系主任。十年前，她开始研究中国人的焦虑——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所产生的人们内心的紧张。但2010年，当张丽第一次与昆明老家的朋友聊天时，得到的答复是“谁在乎这个？”大家只关心买房买车。近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困惑已向马斯洛金字塔上移，情绪管理能力逐渐成为人们评判自己和他人的标准。她采访了转行做心理咨询的朋友，并和她一起进入咨询室，面对并倾听那些寻求帮助的人。后来，她研究了一本书，《中国：内在与（焦虑中国）》。

十年来，张莉每年都会在家乡昆明呆上两三个月。这样做的好处是，她眼前的世界总是在变化。一开始，人们更多的是焦虑物质的东西，如何买房、如何买车、如何提高工资。后来，人们焦虑食品安全和空气污染。后来，人们会问生命的意义，但这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很多时候，人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果断的答案，而是一次面对面的交谈，能够捕捉对方的眼神和情绪，填补内心缺失的一块。

老求职者遮脸求职 ?视觉中国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2年版《心理健康蓝皮书》显示，中国成年人抑郁风险检出率约为1/10，青少年有不同程度抑郁风险检出率为14.8%抑郁风险。疫情带来的一系列影响，让人们更加不安。疫情三年来，张利一直无法回家看望97岁的父亲。远离家乡的担忧总会变成焦虑，这“对我和他的情感影响很大”。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健康社会的平衡点”是每1000人拥有一名心理咨询。然而，在中国，能够达到三级能力（即基本独立职业的最低标准）的咨询顾问不足10万名。我国每100万人中心理咨询人员仅有4.6人。

每个人都面临着内心的困境。不幸或幸运的是，张莉也经历过这样的困境。母亲的葬礼后，她出现了恐慌症，然后陷入了长期的焦虑之中。这就像一个中国人心理健康问题的寓言——母亲长达数十年的焦虑症被忽视，被斥为“脾气不好”，但母亲的焦虑最终传递给了女儿，并在她去世后彻底爆发。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这意味着从此以后，心理问题的研究将不再需要居高临下地面对他人。她还有另一个研究课题，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

关于心理咨询最好的故事就是人们走出困境，积累勇气和信心，开始下一轮的生活。在中国，人们习惯把它当作“看病”。进入医生的小房间后，他四处张望，听，问，并按照处方服药。两个疗程后，效果明显，患者情绪稳定。但心理咨询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建立关系比“开药”要复杂得多。一两个小时的接触可能只能让咨询者对对方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之后改变认知的过程就会通过对话或者游戏逐渐推进。心理问题没有灵丹妙药。

因此，心理咨询在我们社会中也呈现出阶级特征。金钱和时间的成本迫使那些有情绪障碍的人停下来。就像她遇到的那个14岁的女孩，患有严重的抑郁，但每次200元的问诊费和看病所需的路费却成了阻碍。后来，张莉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在张莉的研究中，心理咨询并不是万能的。更重要的是现实中发生了什么。归根结底，人们的心理变化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变化，反映的是那些结构性的、更宏大的变化，或者说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心理咨询的语言可能会淡化或掩盖问题，导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走向更加复杂的局面。

以下是张莉教授的发言：

人们的焦虑

过去几十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科学主要关注外部变化，比如经济如何变化、市场如何变化、消费如何变化等。但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变化是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外在物质结构的影响如何深入人们的内心。

当时我就感觉身边很多人都有心理、情绪方面的问题——这种现象在10年前还没有广泛流行，但大家都有一定的认识。当时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突然发现她成了一名心理咨询。她有问题，想要找到解决办法。当时中国没有很多心理咨询或医生来帮助他们。我觉得很有趣。这是一个更有意义的方式（了解中国社会）。

我花了8到10年的时间，每年暑假都会回中国2到3个月（做田野调查），逐渐积累。因为时间在变化，你可以看到变化的发展。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大约13、15年前，我发现突然有那么多人开始学习心理咨询，考心理咨询资格证书。

我在心理咨询培训中心和他们（学生）交谈，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有警察、小学老师、幼儿园老师、家庭主妇、公务员。他们几乎没有人有医学背景。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不只是考完试就用它吃饭。很多人是因为自己有（心理）问题才知道这个的，但当时中国没有多少心理咨询或医生来帮助他们。有些人想帮助家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学习它会对他们的工作有帮助，比如老师；少数人想放弃工作，成为专职心理咨询。

我觉得中国现在就到了这个阶段，以前大家都注重物质，有吃有穿，后来有车有房。如今，这些焦虑仍然存在，但还有更多。对于父母来说，孩子的教育，是否能上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是否有未来的未来。这一代人很多都是独生子女，全家几代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这也是焦虑另一个来源。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否有稳定的工作也是一大焦虑源。我听说有些大学毕业生这个年龄段的人找不到工作。

校园招聘会上，数千大学生排队求职 ?视觉中国

“我想说，焦虑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共有的一种情感状态，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此外，中国环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与世界各地许多地方的其他形式的焦虑不同。在世界各地，人们感到焦虑不仅是因为他们正在经历重大的社会变革，还因为他们面临着黯淡的未来，例如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后的情况，但在中国，尽管经济迅速崛起和扩张。 ，许多人仍然感到焦虑和压力，而不是乐观。”

——张黎《焦虑中国》（陈荣刚译）

现在你的物质生活已经满足了，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们非常困惑，于是转而探索内心生活的品质。我们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一些中产阶级焦虑自己的健康、卫生、食品安全和居住环境。过去，空气污染是一个问题，但现在好多了。

现在很多人都把管理情绪的能力作为评价一个人的标准。这是一个新现象，也是一种无形的价值观变化，在新中产阶级中可能更为明显。比如我的中学同学，当我跟他们聊天，告诉他们我想做心理咨询研究时，他们只是笑，谁在乎这个呢？大家都忙着赚钱。

但近两年情况有所不同。当我再次谈到这个话题时，他们也会说这很重要。他还表示自己有很多情绪问题，认为管理情绪的能力是判断一个人素质的标准。如果你素质高，你就会有这个意识，知道它的重要性。

（如果焦虑等级在10分以内），感觉（中国社会的焦虑）可能是6~7。三年来的疫情给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情感影响。比如，我已经三年半没回家了，而我的父亲已经97岁了，我已经有三四年没有见到他了，这对我和他的情绪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视觉中国

这几年疫情期间，因为大家都变得很焦虑，大家对心理咨询的意识也比以前高了很多，对心理问题的污名化也少了很多。每个人都意识到它就像感冒一样，每个人都会经历它。

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一需要，但精神卫生基础设施仍然远远不够。如果国家认识到这个问题并进行一些投资，从长远来看会产生一些好的结果和影响。

母亲的焦虑症

我之前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心理问题。 2013年，我的母亲去世了，我恰好在中国，帮助家人处理后事。我当时心情很好。一周后的一天早上，我和父亲去散步。当我回到家时，我突然感觉自己心脏病发作了。我的心跳加速，全身出汗，浑身发抖，想吐，头晕。我正在研究这个项目并阅读了很多心理学书籍，所以我知道这是一次恐慌发作。

我当时心里很难过，但又不能告诉家人，比如爸爸，他们无法理解，会很着急。因为我看起来像一个正常人，又是一名大学老师，我怎么可能（惊慌）。我说我感冒了，立马跑回房间住。

我没有再出现惊恐发作，但它慢慢变成了广泛性焦虑症。我感觉自己总是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感觉有点坐立不安。那时，我开始去看心理咨询并与他们交谈。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现在我已经基本痊愈了。

原来我的焦虑和妈妈有关。她长期患有抑郁和焦虑而没有得到治疗，直到最近几年，她才在我的催促下去看了医生并得到了一些治疗。我们长期的互动引发了（我的焦虑），并在那种情况下突然爆发。

以前我们都认为妈妈脾气不好，有时易怒，多疑。她常常焦躁不安，惊慌失措，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时，她一定要我们带她去看医生，看中西医。我们回来后发现她不怎么吃药，但过一段时间她就会再去看她。每次回中国，我都会花很多时间陪妈妈看病。

直到几十年后，我才意识到她患有长期的焦虑和抑郁，但在没有语言可以形容她之前——那时，你要么是个神经病，要么是个疯子，要么就是正常人。人们。事实上，大多数人都处于两者之间，即存在情绪障碍。这些人得不到任何帮助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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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把心理情绪障碍归入神经症的范围，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耻辱。这意味着你不再是一个正常人，被社会排斥。这对你的家人来说也是很大的压力。谁愿意承认我们家里有精神病人？因此，“文革”期间又出现了一个名词，叫神经衰弱。后来有人研究发现，所谓的神经衰弱其实就是抑郁。

“人们普遍认为，大量中国人患有心理和情感问题，但没有得到诊断或治疗。直到20世纪90年代，抑郁和焦虑在中国还是未知的类别，这些人倾向于将自己的疾病躯体化，或寻求治疗。”传统中医和其他应对方法。精神和心理问题仍然是一种严重的社会耻辱，而痛苦中的人的常见反应是向家人和朋友隐瞒自己的痛苦，因为这种情况让我们感到非常羞愧，发病率很难估计。中国的精神疾病。”

——张黎《焦虑中国》（陈荣刚译）

现在想来，妈妈其实是很伤心、很可怜的。她受了这么多年的苦，却没有任何精神药物可以让她缓解。大约在她去世前两三年，我做了很多工作，终于说服她去看精神科医生并服用百忧解（），一种治疗情绪障碍的药物。之前她不愿意吃药。她说我不是疯子。你为什么给我这个药？

她服药后，非常有效，心情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最近两三年，虽然她还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是她的生活质量却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难得能和她正常交流。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有心理问题？

现在很多人都有心理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无法从以前的人际关系中找到这种待遇和安慰了。现在的人们生活得太快了。不像以前，你没事就来陪我坐，现在你要跟我见面，就得预约了。现在人际关系比较薄弱，每个人都有很多利益冲突。

我的父亲（年轻时）是一所大学的系主任。每当老师遇到家庭问题，或者有人感到孤独，或者想要离婚时，他们都会来找系主任。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边抽烟一边聊天。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所以我感到非常惊讶。为什么部门主任还关心这个？后来我才知道，爸爸当时其实是在扮演一个心理咨询的角色。

我们中国人过去把这种（互动）谈心叫做谈心。您的朋友和亲戚、您的同事和您的老板会想听听您的许多问题。

?视觉中国

有些人的解决办法是找中医。中医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心理咨询作用。我母亲过去经常去看中医。医生开的药她不吃，但还是去看了她。因为当她看中医时，她就有了地方、有机会诉说她的病情、她的不舒服和不舒服。告诉她之后，她感觉好多了。换作其他时候，她是没有机会说出这件事的。

这种变化与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有很大关系。现在，长期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人很少了。它们都是基于合同的。他们工作几年，然后跳到另一个地方。工作流动性很大。居住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大家住在一起，抬头看见的邻居就是同事。现在没人知道谁在楼上谁在楼下，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

那么现在最好的选择是什么？你付钱给一个陌生人做心理咨询，他与你没有利益冲突。有什么事都可以跟他说，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你付钱把它像垃圾场一样拿出来一个小时，这个人就会听。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种很可怜的感觉，要么平躺，要么内卷。我是1983年参加高考的，当时高考已经恢复几年了，有一些竞争和压力。我是我们省文科尖子生，考上了北京大学。当时虽然很困难，但我充满了乐观和希望，觉得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

公务员笔试网站?视觉中国

现在的年轻人似乎没有这个（希望）。他们在那里兜圈子，就像机器上的老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被迫投入这场激烈的竞争，没有退出的可能。

平躺或许是年轻一代对于内卷状态的无奈反应。这种反应就像是一种抗议或者斗争。生活中我们真的能躺着吗？我想这已经足够了。

过去人们有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撑，或者说西方国家认为宗教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是他们寻找意义的一种方式。但现在中国的城市里，却缺少精神的东西。 （所以大家就纳闷了）如果你赚够了钱，有一套好房子怎么办？

中医心理咨询

中国心理咨询的特点是，大多数人喜欢用看医生的模式进行心理咨询。让顾问诊断他，开出处方，然后问：“告诉我应该做什么？”我希望一次，最多两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心理咨询是长期的。心理咨询首先需要了解你的背景，这需要一两个小时。如果你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时间，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收入低的人都攒了很多钱才来这里，看来这次要花几百块钱了。很多人来过一两次就不再来了。

我见过几个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这些人大多是为了孩子而来——中国人愿意为孩子做任何事情。通常，孩子在学校成绩突然下降，与同学不再交流，变得非常孤僻，无法正常进行日常生活和学习。家长会先尝试其他的办法，比如沟通或者看中医，但还是不行。这时，家长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

我认识了一个当时14岁左右的女孩。她来自昆明附近的一个县，她妈妈带着她一起来的。女孩当时几乎没有说话。首先他妈妈说了，希望咨询师能够诊断一下。这是一种精神疾病吗？她该怎么办？后来我们请母亲出去，女孩单独和我和辅导员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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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慢慢引导，女孩说自己大约两年前做过手术。她的骨头出了问题。手术非常痛苦，她还需要一些药。她觉得手术后，她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最终我们还是没有弄清楚为什么？

心理咨询咨询师感觉她患有严重的抑郁，情绪非常低落。当我们和她说话时，她从不与我们目光接触。我们告诉她妈妈，我们认为她的情况很严重，希望至少能回来两三次。她妈妈说，我们没有那个财力，他们觉得咨询费很贵——那是八、十年前，在昆明，每小时收费200元左右——这对她来说已经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们。

我当时正在做研究，有一定的资金，就主动提出免费给她。但她表示这仍然不可能，因为酒店也非常昂贵。

最终什么也没发生，因为她回不来了。所以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你知道他有问题，顾问们想帮助他，但是这些人没有时间和经济条件，所以他们只是看着他走，没有办法追踪到底发生了什么。

另外，今天，个人主义倾向比以前更加强烈，但中国人对自身的认识仍然深深植根于社会关系网络中。在自我治疗的过程中，需要暂时抽离，专注于自己。

但最终，尤其是中国人，他们必须回到自己的社会现实。他背后的重点是成为一个更好的母亲，一个更好的孩子，一个更好的同事，更好地协调我的社会关系。

“民族志证据表明，中国人对‘自我’和个人成就的追求仍然与社会义务、社会主义道德和某些文化价值观纠缠在一起。在中国，‘心理’（‘’）方式显然嵌入到家庭和其他社会过程中。正如人类学家任克安所说，今天个人主义的“兴起”与其说是一个社会事实，不如说是一个心理问题，对他来说，心理学不是一个社会孤立的场所，而是一个冲突的领域。情感、期望和话语表现。”

——张黎《焦虑中国》（陈荣刚译）

我在美国做咨询，我说我特别担心我们家最近会怎么样，疫情会怎么样。我的辅导员是美国人，他说我理解，但是你能不能先别担心这个，先管好自己。但我觉得我的自我与这些是分不开的。尽管我的家远在千里之外，但我仍然无法切断它。

这很有中国特色。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成为一个更好的社会人。

社会问题的心理化

有些人会高估心理咨询的作用。很多时候，这是将社会和经济问题心理化。许多问题都是由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做心理咨询或心理学的人经常将这些问题个性化，并教你如何从个人层面应对它们（外部变化）。但如果社会结构不发生变化，这些问题就永远不会消除。

我在做实地考察的时候，跟着一位顾问，经常有一些比较大的公司找他给员工开“职场幸福课程”。公司要送员工去度假村或者星级酒店度周末，还要支付顾问的工资，大概要上万元。

当时我正在和公司人力资源部的人聊天，他说这几年员工做好本职工作太难了。以前我可以做思想工作，也可以学政治。不行了，员工根本不感兴趣。然而，这些员工却有很多不满。国企改革之后，压力更大了，就业岗位比以前多了，竞争更激烈了，大家的怨气也多了。这些不满是对制度的不满造成的，但公司不可能不改革，所以提请员工注意个人情绪管理。

“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成为‘一个新的神职阶层’，对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综合影响。这个新的精英群体，以心理学知识和情感承担了‘世俗精神指导’角色的权威。我的研究表明，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治疗性治理’正在获得力量并重塑‘后社会主义’政治。”

——张黎《焦虑中国》（陈荣刚译）

心理咨询咨询师告诉他们如何过上幸福的生活，如何在职场中寻找幸福，如何让家庭关系幸福。这说明你的情绪问题不是企业改革造成的。从你自己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别看那些大改革。我们无法改变它。结构就是这样，我们只能生存。

凌晨四点下班的上班族走在回家的路上 ?视觉中国

员工们认为这些幸福课程很有趣、很有用。快来学习“幸福的科学”，做一些冥想和瑜伽，确实对改善心情有好处。但他们也明白，自己的处境无法彻底改变。

“中国有一种倾向，将结构性变化产生的大量社会和经济问题心理学化……这种倾向很有问题，但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许多学者已经表明，心理学和心理治疗如何能够其目的是为了促进某种形式的自我幻想或赋权，而实际上它所做的只是转移人们对个人心理的注意力。

“同时，我的观察表明，心理干预也可以为那些在焦虑时期与情感危机作斗争、渴望美好生活的人提供一些安慰和希望。因此，我建议认真对待这一治疗转折，并仔细揭示深层矛盾。”从不同的角度辨别承诺和缺点、断言和意想不到的后果。”

——张黎《焦虑中国》（陈荣刚译）

中国也不例外，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美国的很多企业和军队也是如此。心理咨询师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面对一些创伤。当然，这样做的后果可能掩盖了许多更大的社会问题。如果不面对、不解决，它肯定还会存在，而且影响会越来越严重。最终，其成本将非常高昂，后果也难以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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