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广州路264号南京脑科医院保留世纪末痕迹，抑郁症患者在此经历生死拉锯治疗艰辛

广州路264号，南京脑科医院所在地。

直到今天，这家医院很多地方仍然保留着上世纪末的痕迹——挂号大厅铺着黄色的墙裙，漆成绿色的木质转角自动扶梯，还有带有小玻璃窗的老式诊室。

对于南京及周边城市的抑郁患者来说，这里是一个希望的地方。

生与死的折磨

“我真的很想死，但又不想死。” “当心理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同时发生的时候，我真的很想死……太多人关心我，我不想因为太多人的帮助而死。那些吃饱了的人对我的爱……抱有希望的人会如此失望”……名为“抑郁互助治疗室”的豆瓣群里有近两万人，这样的帖子成了热门帖子。从患者的角度来看，治疗抑郁是一种自我救赎，也是一场生与死的拉锯战。

群里有很多人因为治疗抑郁而被骗。有些骗子会冒充“高手”发帖或发私信给别人，谎称他们的治疗方法与医院治疗方法不同，不仅不需要吃药而且能见效快。 “我也明白这是假的，但是当你痛苦和绝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不会在意它是毒蛇还是绳子了，你只会想尝试一下。”一位被骗的人士说道。

在很多人看来，抑郁就是悲伤，人们被剥夺了快乐的情绪——“他们只是一直哭”。事实上，抑郁的背后是更复杂的情绪——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抑郁有这么多类型。脑科医院的候诊大厅里，每一种症状都化作一连串的悲欢离合，不断上演。

王娟和她的兄弟正在等待叫号。他们早上刚从苏州赶来，听完网上患者的推荐。 “我哥哥和别人不一样，他看上去心情很好，但是总是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我们那里的医生说他患有高管抑郁。”

王娟的弟弟今年27岁。他只是有时会发呆，后来就无法继续正常工作，只好辞职回到家乡。他们此前曾到县医院看过医生，但并未确诊。随后，他们又去了苏州的医院。医生诊断她患有执行抑郁。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她的病情不见好转，他们只好搬回南京。

脑科医院的候诊大厅总是人满为患，很多找不到座位的人只能选择坐在角落或者走廊里。但王娟的弟弟不需要座位，他在候车厅里不断走来走去，到达东楼梯间，然后转身朝西走廊走去，如此循环。 “你看，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一直重复着同样的动作，根本停不下来。”王娟叹了口气。她结婚了，不得不暂时抛下家人，带着弟弟去各地求医。 “我的父母年纪大了，没受过教育，从来没有出过远门，我怎么能相信他们能带我弟弟出去呢？”

“事实上，并不存在高管抑郁这样的事情。”医院、江苏省抑郁诊疗中心主任姚志坚表示，在专业领域，抑郁分为八个亚型，每个诊断标准都会有不同的类别。姚志坚认为，王娟哥哥的痴迷行为可能有多种原因。除了药物的副作用外，与抑郁相关的严重焦虑也会导致患者出现强迫行为。一般来说，姚志坚不会向患者解释这些不同的亚型分类。 “患者记不住它们，这会增加他们的痛苦和困惑。”

“我不想动，不想吃，不想喝，我已经在床上躺了很长时间了。” 26岁的欣怡来自常州，被诊断患有严重抑郁并伴有轻度焦虑。为了看病，她在医院附近订了一家酒店，这几天基本上没吃多少东西。 “我不觉得饿，有时我强迫自己一天只吃一顿饭，以免饿死。”

得了抑郁是什么感觉？辛夷将其描述为“突然的黑暗”。 “比如说，正常人悲伤都是有原因的，考虑到情况，他们可以忍住。但我的眼泪是无缘无故的。我只是突然感到很绝望，我不得不哭，无论我在哪里”。

在等待诊断的过程中，患者会互相讨论最近吃过什么药，哪个医生细心、有耐心，但很少互相安慰——“开一些药”、“别想太多”……家属常用的安慰话语在患者看来显得很苍白。

面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的不仅仅是患者。

候诊室里，李健悄悄靠近聊天群，皱着眉头，愤怒地问道：“我刚刚听你说，这个病可能会遗传，我妈妈有抑郁，但她的兄弟姐妹都正常，那又怎么样？”我的女儿？”会不会受到影响？”与他1.8米的身高相比，他的行为显得过于谨慎——女儿就在不远处，他不想让女儿发现。父亲已经不知道该如何与女儿相处了。 ，他控制着每句话的语气和音量，但直到治疗结束离开医院，女儿的目光始终没有与父亲对视，她始终蹲在角落里，面无表情地看着手机。

从诊所剥落的墙壁上可以看出病人的痛苦。楼梯间的角落最能体现家庭成员的挣扎。正常人很难理解抑郁的感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之前好好的家人突然变成这样了。尽管有“禁止吸烟”的牌子，还是有人躲在这里静静地吸几口。墙裙与乳胶漆的连接处常被用来熄灭香烟，烧出一个黑灰色的三角形。

看医生没那么容易

上午11点，当上半场的喧嚣即将结束时，南京脑科医院二楼抑郁门诊门口依然挤满了患者和家属。去年，这两个小诊所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21,936名患者。即使满负荷运转，与庞大的患者群体相比，医疗资源仍然短缺。

临近中午，没有挂号的患者和家属在诊所门口徘徊。他们中的一些人刚刚下车，厌倦了旅行；有些人从其他医院来到这里寻求新的希望。他们手里拿着各种检查单和药袋。有些人不断地试图向诊室的小玻璃窗里偷看，评估最后一个病人什么时候出来，从而抓住最合适的时间冲进诊室——一个医生的资质有10+号。一天早上，机会转瞬即逝。通常这十个机会在诊所开业后不久就会“售空”，但仍然有人想再次尝试。

“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也许医生心软了，会给你加的。”吴是南京人。他今年正好50岁了。短发烫成小卷，染成淡黄色。今年以来，丈夫情绪异常，经常紧张、烦躁。初步诊断后，普通门诊医生建议他们向抑郁专家寻求帮助。吴女士不敢相信这个初步诊断结果。 “能吃能睡，他怎么抑郁！都是他的错！”她不断重复，一张转诊单在她反复挤压时变得皱巴巴的。

诊室门一打开，吴柯第一个挤到了医生面前。 “医生，我们没有接到电话，你能帮我老人家加个电话吗？我们是被介绍到这里的，所以不会计入名额吗？” “阿姨，今天早上的电话我真的打完了！周二、周日四号还有电话，你可以去一楼咨询台吗？”值班医生反复解释。

对于抑郁科的医生来说，患者寻求帮助是很正常的事情。 “每天都有太多的病人因各种情况要求加人，但我们门诊时间只能看到这么多病人。精神疾病也比较特殊，盲目加人并不能保证诊疗质量。”同时，这对其他排队挂号的患者也是一种不公平。”姚志坚说，为了最大限度地救治更多患者，他担任主治医生时，曾经每天面对100多名患者。即使后来他成为了高级专家，一上午也有40多个病人在等着他。

截至2019年底，中国抑郁患者超过9500万。同时，全国设有抑郁专科门诊的医院仅有几百家，且大部分资源集中在一线城市。近年来，心理咨询诊??所和私立医院的数量不断增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患者。然而，私人诊所每次动辄数千元的问诊费、药费，却成为压垮患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抑郁互助治疗室”小组中，抑郁药物已成为患者转售或互相赠送的常见物品。 “有五六盒盐酸舍曲林分散片，两盒百洛特，还有艾司佐匹克隆，是广州淮开的，顺丰支付的，需要的话可以私聊。” “我最近一直在戒药，还剩下一些。很多药，包括文拉法辛、盐酸丁螺环酮片，还有奥氮平、卡马西平片、奥卡西平片等，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我出钱“自费，这些药物很多每盒价格超过100元，康复或决定停药的患者往往会服用这些药物。再次处理它以“收回钱”。

“有时患者为了抢号，误拨自费号码，我们会提醒他们到一楼换医保通道。”姚志坚介绍说，南京脑科医院医生平台有一个特殊功能：如果系统发现患者有自己的医保账户，就会立即向医生发送提醒。同时，医生也会尽力给患者提供医保范围内且疗效好的药物。

随着抑郁人群数量的增加，国家也完善了相关政策。截至去年上半年，我国抑郁药市场份额排名前10位的药物中，有9个纳入医保药品目录，其中甲类药物6个，乙类药物3个。在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大学副校长李晓勤也建议将抑郁和心理咨询纳入医保慢性病。

“如果你是中重度抑郁症患者，符合条件后可以申请门诊精神科保险，个人门诊费用会更少。”姚志坚提到，门诊精神科保险是一些自费患者“拿不到”的东西，但很多人因为耻辱和担心信息泄露而选择放弃这种治疗。

对于抑郁患者来说，来到门诊请求治疗已经耗费了他们所有的勇气。据北京大学医学院白吉博士去年12月统计，我国抑郁发病率约为5%-6%，但患者就诊率不足10%。患者中，有的希望尽早确诊，有的则害怕确诊。 20岁的新生王猛就是其中之一。

一年前，经过一系列检查，她被诊断出患有中度至重度抑郁。王猛发现，被诊断出抑郁后，她的整个世界都变了——假期独自在家时，父母会对她说“放心”、“相信你”，但离开家前却会悄悄关上所有窗户。房子;我周围似乎有很多人谈论抑郁、焦虑、失眠和自残。 “他们在谈论我吗？”王猛常常纳闷。

对于每月的复诊，王猛提前在手机上登记，然后到诊所二楼人流拥挤的大厅等待。后续咨询的电话可以提前拨打，但她从未尝试过——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是“常客”。即使有学生医保，王猛也选择自己缴费。 “医疗保险是有痕迹的，学生医疗保险要经过学校审核，我怕大家发现了会关注我，也怕会影响我以后的学习和就业。” ”

微笑是面对缺点最好的方式

3月发布的《中国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让“抑郁的四种早期征兆”、“18-34岁青少年是成年人中最焦虑群体”等话题成为微博热搜。学术界普遍认为，抑郁的发病率在青壮年达到高峰。

青少年的焦虑从何而来？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杜俊飞认为，研究生期间出现的抑郁、自闭症和自毁倾向大多源于精神超负荷、排斥和失衡。其中，超负荷是接受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脑力任务；拒绝是个人意志与被动选择、社会环境与个人心灵的强烈冲突；不平衡是自我认同与外在认同、主观期望与实际能力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从而导致心理障碍。

超负荷、排斥和不平衡似乎已经成为每个年轻人必须克服的坎。在欣怡看来，她抑郁的原因是她上一段不成功的感情。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说的一切都变了，为什么我就不能好好相处呢？”这句话是欣怡在采访中多次提到的。

“小时候，对社会的认识并不是那么直接和全面，孩子与社会的接触都会受到家庭的‘过滤’。”南京审计大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副教授周黎芳发现，大人与孩子的互动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修改社会残酷的一面，所以当一些青少年第一次接触社会时，他们对自己和社会的假设会与现实发生冲突。

周丽芳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认可。 25岁的网络小说家“星星素”近年来不仅在多本书中讲述了年轻人的故事，还专门写了一本关于抑郁书。对于年轻人面临的压力，她有自己的看法。 “如果以30岁为分界线，分界线前后的人之间存在着非常深的代沟。”她认为，在这条分界线之前，人们优先考虑的是生存，而在这条分界线之后，人们对精神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比如我的父母觉得只要吃饱吃好就满足了。但在我们这一代，物质生活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更多的人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对于社会来说我是谁？周黎芳认为，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回答——从青春期开始，人们需要开始重新认识社会、认识自己。 “青春叛逆期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认识自己，让自己脱离家庭，这也是一个独立社会人的起点。”

这种理解的过程在网络时代变得更加透明。互联网让相隔千里的人们能够相互了解，但也加深了对对比的焦虑，比如外表焦虑。姚志坚在临床治疗中发现，一些年轻女性会在没有咨询医生的情况下偷偷停药，因为她们认为治疗抑郁的药物中含有的激素会导致体重增加。 “作为一名医生，我首先要澄清的是，药物中不含激素。目前，药物治疗仍然是抑郁见效最快、最稳定的基础治疗方法。”

对于年轻人的焦虑，杜俊飞建议，“用比包容弱势群体更深、更广、更真诚的包容来对待自己，用善意对待自己。”周丽芳称之为“与自己和解”。 。 “在心理学上，消极情绪对我们来说的价值并不亚于积极情绪，而且优点和缺点都是一样的。”周丽芳建议，年轻人在自我接纳的过程中，必须与“不完美”的自己和解，原谅不完美，才能找到自我。与社会相处的最好方式。

（为保护患者隐私，本文患者姓名均为化名）

（新华日报记者 陈俊禄 徐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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