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李玟去世引关注，我国抑郁症现状：9500 万人患病，公众认知仍不足

近日，著名歌手李玟因抑郁自杀，“抑郁”话题受到广泛关注。

中国心理健康调查显示，我国成年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率为6.8%，其中抑郁占3.4%。目前，中国有9500万抑郁患者。每年约有28万人自杀，其中40%患有抑郁。 COVID-19疫情之后，全球精神障碍负担变得更加沉重。重度抑郁和焦虑症病例分别增加了 28% 和 26%。抑郁患者人数激增5300万，增幅27.6%。

据第一财经记者采访，公众对抑郁的了解仍然很少，抑郁患者仍然面临羞耻感强、疾病教育缺乏、就医困难等问题。

“如果不是像李玟这样的有关抑郁的公共事件刺激了抑郁症，我的几个病人（也许）仍然不会来医院接受治疗。” 7月11日，在中山大学医院神经内科心理门诊，主治医师郭嘉老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治愈”

家住上海的李女士看到李玟因抑郁自杀的报道后，虽然感到惋惜，但心里仍心有余悸。大约一年前，她还患有抑郁，在找到精神科医生治疗后逐渐好转。并逐渐摆脱了那段痛苦的经历。

李女士是上海一家上市公司的品牌经理。 IPO阶段，公司经历了一系列业务整合和人事调整，她也调到了新的工作部门。 “外部环境对我来说不是很‘友好’，而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敏感的人一旦遇到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实会感到不舒服。我希望外界能够认可我，但当我没有得到这样的认可时，我会觉得很容易发脾气，心情很低落，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

“当时我就想过辞职换工作，但疫情过后，企业招聘需求下降，市场上可供选择的机会并不多，我投递的简历基本上都是来的。”然后心里有很多声音，一方面暗自责怪自己不努力，另一方面又不想动，然后渐渐陷入了这样的自责循环之中。 ，然后我本来就失眠了。晚上12点就睡觉了，但是到了凌晨三四点就突然醒了，而且同时我也经常会出现食欲不振的情况。 “吃一整天，不然第二天饿的时候可能会突然吃得过多。”李女士说。

这种痛苦的状态持续了半年，直到找到医生治疗。 “当听到医生说我确实患有抑郁时，我很高兴。事实证明我不是在装腔作势。我生活或工作中的很多不适都是因为我的病造成的。”李女士说。

自2018年去心理科就诊以来，郭佳明显感觉到抑郁患者逐渐增多，尤其是疫情发生后。与此同时，不少患者的抑郁症状延迟了很长时间才来到医院心理门诊检查和治疗。

“短期的抑郁会持续几个月或半年，长期的抑郁会持续几年。”郭佳表示，实际上，根据抑郁症发作的诊断标准，一旦抑郁症状符合诊断标准，且病程持续2周，就需要来医院检查。其实还是需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对于提高康复后的生活质量有很大帮助。

很多抑郁患者在来医院接受治疗之前，已经患有抑郁症很长时间了。 “造成这么长时间延误治疗的原因主要是多方面的。一是客观忽视，二是误诊。”郭佳表示，有些是主观忽视，不重视精神疾病，将抑郁症等同于日常不良情绪。 ;还有的人因患有精神疾病而感到羞耻，逃避治疗，不敢来医院诊断；还有一些人对这种疾病的认识不够，并且由于抑郁的一些躯体症状而去寻求非精神科专家的治疗，从而导致病情的延误，所以还是非常有必要加强关于抑郁和抑郁症的科普普及。其他精神疾病。

李女士早期也忽视了自己的病情。起初，她并不想去看医生，她并不认为自己“生病了”，只是“心情不好”。直到她听到身边有一个患有抑郁的人说她可能也得了同样的病，于是她想到了去看心理医生。于是我去了一家大医院，请朋友给心理医生打电话。

“从一个曾经患有抑郁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人们对这个群体确实了解不多，而且这群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年轻化。我看病的时候，精神科诊所外面有很多年轻人。面孔排成一排，有的看起来像是初中生或高中生。感觉他们都迟缓而沉默。已经到了那个地步了。如果孩子真的到了这种程度，再送医院治疗就来不及了。 ”李女士说。

2021年9月21日，《柳叶刀-精神病学》在线发表了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月琴教授牵头的《中国抑郁症患病率及卫生服务利用流行病学现状研究》。 《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的社会功能有明显损害，但很少得到充分的治疗。在过去12个月内被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中，只有9.5%的人接受过医疗服务机构的治疗。这些患者中只有 0.5% 得到充分的治疗。据了解，目前的情况与这组数据相比并没有明显改善。

“我不再吃药了，心情也渐渐开朗了，每天的状态都很好。” 7月14日，在与第一财经记者的半小时通话中，李女士多次表示，应该尽早去看医生治疗，不应该“拖延”这么久，影响了病情。你的工作和生活。

“每周的号码一晚上就卖完了”

7月11日上午，郭佳像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咨询。从早上8点30分开始，她几乎整个上午都在接待病人。她忙到下午1点多才到达医院点了一份外卖，很快就吃完了，然后就开始了忙碌的下午。

做了五六年的精神科医生，郭佳觉得，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疫情、就业、经济压力等因素，患抑郁的人数越来越多。经常参加精神科医生行业内会议的郭嘉表示，业内同行也有同样的感受。抑郁症患者的增加也导致一些医院的心理和精神科人员短缺。

李女士说，在患抑郁的痛苦经历中，她逐渐觉得这种状态可能不对，所以她想找医生。后来经她询问，大家都去了正规的大型三级精神病医院。

李女士打开手机，发现在这家大型三级精神病医院打电话确实很难。几乎所有的电话都是在两周内打出的。后来，在医院朋友的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专家医生，并成功接到了电话。拿到了对方的号码。

“如果不是我借助朋友的帮助，家里的网速加快了，我肯定无法获得这家医院的专家账号。”李女士说，到了医院后，她做了检查，做了几道题，然后医生给我诊断，说我有轻微的抑郁症状，开了两种药，一种促进睡眠，一种促进睡眠。是一种抑郁。

事实上，看病难的不只是李女士。 “每周一，我们门诊都会公布号码，但当天晚上基本上一周的号码就被占满了。”一位精神科医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现在每周的门诊量基本都爆满了，而且在咨询过程中，也有很多人要求加预约。甚至有的病人是从外地来的，提前来到这里入住酒店的。”每次我都尽力满足患者的咨询需求，但有时却因为工作时间有限而无能为力。”郭嘉说。

“我每天除了看病人，另一半时间就是给病人做‘心理治疗’。因为‘心理治疗’时间很长，一个病人平均需要差不多一个小时，我只能治疗到最后。”每天早上有4个病人可以接受治疗，“心理治疗”的名额更是紧张，提前一周基本就卖完了，病人只能等一周。 ”郭嘉说道。

郭佳表示，一般抑郁患者到医院就诊后，精神科、心理科的医生都会与患者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个链接非常重要。这部分行业称为“心理检查”，往往不会缺失。这就需要患者的情感真实暴露经历，很多症状必须如实告诉医生，然后结合量表评估、实验室检查等。“抑郁症患者的检查并不是针对细菌感染等一般疾病。” 、高血压等，但是通过仪器、设备等可以检测到病变。”

“人才储备非常不足”

作为一名专注于心理健康的医生，郭佳对自己的职业有着强烈的热爱和使命感，但面对大量求医的抑郁患者却无法满足，她有时会感到无能为力。郭嘉无力感的背后，是国内心理健康行业专业医生短缺、资源配置不足的现实。

一个名为“抑郁研究所”的组织去年发布了《2022全国抑郁蓝皮书》，被多家媒体转载出版。 《蓝皮书》称，即使在2019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也只有一小部分有需要的人能够获得并负担得起高质量的精神卫生保健服务。 “目前，全国80%的综合医院没有精神科。”与此同时，抑郁患者的门诊量每年都在增加20%。”

一位来自全国大型三甲医院精神科医师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所在医院的精神科在整个医院中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科室，专业医生屈指可数。 “专业医生的数量五个手指头就能数过来。”过来。”

在科室建设方面，上述精神科医生表示，“我们没有病房，只有门诊室。确实，心理病人很少住院，但从整个医疗机构的配置来看，还是需要病房的。” ”

“对于国内精神科医生来说，总体上还存在人员不足的问题。由于执业这个职业需要精神科医生执照，所以全国培养的精神科医生数量较少，而且很多专业院校都没有精神科专业。”该精神科医生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整个精神医疗服务仍然跟不上公众的医疗需求，但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数却在不断增加，而专业学科的建设还比较滞后。各部门的配套投入都需要完善和完善。

在精神疾病频发的背景下，精神卫生领域“人才荒”问题日益凸显。据国家卫健委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精神科医生人数达6.4万人，仅占全国医生人数（428.7万人）的1.49%。

“我们的人才库非常不足。”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卢琳此前曾公开解释，“在很多发达国家，大约有5%的医学生毕业后会选择培养成为精神科医生。医生，我们选择培养不到1%的人成为精神科医生，这使得精神科人才缺乏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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