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心理科专家|北京儿童医院拒学门诊：孩子厌学背后的情绪诱因

北京儿童医院拒学门诊简介。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患者的登记记录。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10月15日，北京儿童医院拒绝就诊。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北京儿童医院的“拒学门诊”，医生听到了各种不想上学的理由。有的孩子一入学就出现四肢僵硬、心跳加快、出冷汗等症状，但一离开学校这些症状就“瞬间好转”；有些孩子在考试前总是感到头晕、头痛……

带着孩子走遍内科、外科，从头到脚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的家长终于来到了这里。很多家长一进来就问：“他是在说谎，还是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医生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说，孩子的感受是真实的，但触发因素是情绪。

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精神心理科连续几个月每月门诊量超过4200人次。自9月份开学以来，因情绪问题而“厌学”的孩子有所增加。 10月8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理健康团队与上海交通大学心理学院联合成立的“空间与数学学习困难门诊”每周二开诊，为学习数学、物理、化学等

“整个社会都在关注学习，”复旦大学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孙金华告诉记者，“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学习背后的因素。”

在“拒课诊所”里，有的孩子刚刚请假几天，有的已经失学一年了。有些孩子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上学了，但和父母一起来诊所时仍然穿着校服。有的家长平日陪着孩子在门外排队四个多小时。 “孩子不能上学，家长上班就不安。”北京儿童医院心身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李莹说。

拒绝上学的“症状”就像一条警戒线。 “无法维持上学这一基本社会功能，说明情绪问题已经到了一定程度。”李莹说。 “上学是促进孩子康复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标。”

“孩子们在做出不上学的决定之前往往会经历非常漫长而痛苦的挣扎。”

在“拒学诊所”里，李影见过很多紧张的时刻。一些家长的声音随着孩子的沉默而不断提高，一名孩子曾在父母拖着他去学校时报了警。

在一家门诊部，一对母女在每周该上学多少天的问题上陷入僵局。母亲说持续五天，女儿说持续一天，但谁都不会妥协。 “如果你想休学，还不如回老家去。”她转头问孩子：“你不想上学的原因是什么？”

孩子低着头，嘀咕道：“我也说不清楚。” “就是因为你不能解释清楚，我才不能向老师请假。”妈妈的语气变得急迫起来。 “现在说我只能上一天学，如果我现在妥协的话，那我是不是连第二天都不愿意去？”

修复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沟通桥梁并不容易。医生曾看到孩子们在就诊期间关上门离开。有的家长谎称要去看肠胃科医生，但孩子在心理测试时却逃跑了。还有很多家长没有带孩子来。 “孩子们说我没病”，所以医生只能依靠家长的报告来诊断。

门诊里，家长们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求，“她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对学习没有帮助，答应她的事我一定做到，她答应我的事难道不应该做到吗？” ”一位母亲表示，很难掩饰自己的不满。

“你答应了，因为你爱她，”医生回答道。面对孩子抗拒上学的现状，家长常说“不能接受”，而医生则常提醒“她现在做不到”。

“孩子们在做出不上学的决定之前，往往会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挣扎。”复旦大学儿童医院精神科医生李宇说。医生看到许多沉默的孩子手腕上有新的划痕或指甲上有红色痕迹。李颖一遍又一遍地向家长解释，孩子需要足够的休息来积累心理能量。 “如果你一下子把他推出去，他就会彻底缩回去。”

李宇认为，如果孩子在学校难以承受学业压力，反复出现自残行为，适当的休息和调整有助于恢复上学的能力。

只有走过这条路的孩子才知道父母的理解有多么重要。叶芸进入高一后，她发现自己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也很难将单词拼写成句子。她常常晚上做噩梦，问自己：“我是傻子吗？”这是她心里的第一反应。

她一开始试图隐瞒自己成绩下降的情况，后来查了资料，猜测是情绪问题。她偷偷请假，前往省城就医，被诊断出患有严重抑郁和情感。她告诉妈妈后，妈妈的第一反应是告诉她“把这件事藏起来”“少想”“不要告诉老师”。

在门诊里，总有一些家长对孩子的困境不够重视：有的向医生强调孩子过去的优秀，“他在21个班里是年级第三”；有的则向医生强调孩子过去的优秀，“他在21个班里是年级第三”；有的则向医生强调孩子过去的优秀，“他在21个班中排名第三”；有的向医生强调孩子过去的优秀，“他在21个班中排名第三”；有的向医生强调孩子过去的优秀，“他在21班中排名第三”；有的则向医生强调孩子过去的优秀。有些人痴迷于学业规划，最终将孩子转移到城市的重点中心。 “如果你不去上学，你就输了。”有的家长已经做好了下一步的规划，想要将孩子转入国际学校，但也必须参加笔试。他们希望医生能够帮助说服他们。一些家长认为，孩子不上学的原因是成绩不够好，希望通过补课来提高孩子的学习动力。

探究“厌学”、“厌学”的原因，主要依靠详细咨询。每个患者的咨询持续近半个小时，医生记录的病例内容如“妈妈对孩子的关注”、“亲子关系”、“早期”等详细。咨询的过程也是家长重新认识孩子的过程。李宇介绍，通过对孩子学习能力和情绪状态的标准化评估，家长可以更客观地了解孩子的现状，进而讨论家长对孩子的期望是否合理。

“现在不是考虑学习的时候。”李莹说。第一次咨询时，他常常采取“刺破情绪点”的方法，释放父母强行冷静背后的紧张、焦虑和不安。在诊所里，一位家长反复强调，孩子已经上初三了，“没时间等了”。李莹直接问道：“躺十年可以接受吗？” “那九年呢？” “那八年呢？”家长们一边流着泪，一边连连摇头，最后承认，“把孩子逼得太紧了”。

有的焦虑家长患有高血压，有的被诊断出甲状腺囊肿，有的早上看到孩子，下午看到自己。安抚父母成为治疗的第一步。虽然都是为了重返校园，但李莹强调，“上学不是重点”，孩子身心恢复才是主要目标。 “当孩子们有精力应对外界挑战时，他们自然会回到学校。”去学校”。

李影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拒绝学习也是一种活力的体现。 “这是对外界过大压力的抵抗，但同时也会牺牲一部分学业成绩，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有时孩子已经很痛苦了，但又觉得“如果我不去的话对不起父母”。他还会建议孩子“不要强迫自己”，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其实，常常被忽视的是孩子长期压抑的情绪

在诊所里，家长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别人的孩子不是这样？”

压垮每个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都是不同的。可能是和老师的争吵，可能是一次自己表现不佳的考试，可能是父母打来的一个长时间的电话，也可能是早上6点以后的晨跑和晚跑。九点钟自习结束。其实，常常被忽视的是孩子长期压抑的情绪。

一位五年级的孩子曾带来一张饼图，名为“讨厌上学图”，其中包括“害怕忘记东西”、“害怕犯错误”、“讨厌某些课程”、“缺乏自由”、“高”等。期望和失望”。 ）“等等。一位初一学生曾因升学压力突然增大而向医生哭诉。“每天上学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当我回家躺在床上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连被子都不想掀。”

李莹认为，拒绝学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他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性格特征，如敏感、早熟等；二是性格特征，如敏感、早熟等。第二，家庭因素，如亲子关系、代际养育冲突等；最后是学校因素，如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等。

但在来诊所之前，很多家长都习惯把目标瞄准互联网。为了让孩子的眼睛远离屏幕，有的家长在睡前断网，有的还砸坏了五六台iPad。李莹认为，很难单纯依靠网络作为拒绝上学的理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手机就像孩子的新父母。”李莹说。 “他们可以从手机中获得无条件的反馈，这与重视判断的父母不同。”

这种成瘾反映了父母陪伴的缺失。李莹将父母与互联网之间的“战争”比作“控制权之争”。 “最好的办法就是更换手机，家长应该想想如何让自己变得更好。”它必须很有趣，并且让您的孩子和您在一起感到更舒服。 “李莹经常要求家长填写行为观察记录，记录孩子早上、下午、晚上做了什么，不仅可以分析孩子的行为模式，也可以让家长增加对孩子的了解。

医生了解到，很多孩子在家乡上学，父母在北京工作。有些人上寄宿初中，每月回家一次。他们的学业压力很大，没有时间给父母打电话。医生建议他们转去走读学校。有常年出差的家长，孩子已经失学一年了。父母甚至无法追踪孩子的行踪。医生的建议是“有人陪进来”，“走进孩子的世界，把他带出来”。

叶芸家里有三个孩子。她是家里的第二大孩子。她的父母常年在外做生意，在她上初中时就离婚了。从小她的父母就告诉她“哭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要坚强”。 “大人总是希望孩子能像大人一样处理自己的情绪，但大人往往处理不好自己的情绪。”

高二下学期，当她告诉父母自己退学的决定时，父母选择了“逃避”。她父亲的朋友帮忙签署了退学表格，她的祖父母办理了手续。一开始，他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催她早点回学校，直到她出现自残行为，每天只能吃半个馒头。她妈妈放弃了工作，每天在家陪着她，就是希望她能多吃点东西。

叶云先生回忆这段经历时，提到了“拆迁效应”。只有当事情变得更加严重时，父母才会意识到他们需要满足孩子基本的情感需求。 “如果开个天窗就能解决的话，就别给他们了。”孩子们有机会把屋顶拆掉”。李莹相信，压抑的情绪会在家庭内部流动。他见过一些孩子因为肚子痛而打断父母的争吵。

在重返校园的路上，只有家庭能为孩子提供最重要的支持。 “每个家庭的成长周期不同，医院只能提供一个宣泄和突破的窗口。”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让父母意识到他们的问题并不容易。女儿上初中之前，王义勇和妻子“一路走来”，早早在学区买了房，还给女儿报了两个辅导班。我的女儿也是一个学习成绩优秀的“好女孩”。顺利考入北京市海淀区一所重点中学后，她先是失眠了，接着又因为写不完作业而哭闹，最后想到上学就浑身不自在。

他们四处寻找、做心理咨询、向儿童教育专家学习理论，然后慢慢学会反思家庭制度的问题：夫妻关系需要改善，母亲积累了很多不满。与父亲的关系，最终体现在对孩子的控制欲上。当他们逐渐“学会闭嘴”、“无条件接受”孩子，尊重但不溺爱时，孩子们逐渐从锁门、在卧室玩游戏，到逐渐愿意在客厅玩游戏、下楼和父母一起散步。

在此过程中，王义勇结识了很多有类似情况的家长，在北京成立了互助交流群，并定期举办线下沙龙分享经验。一位家长曾经分享过他的“至暗时刻”。当时，他的孩子已经进行了自残、自伤行为。当他带孩子去迪士尼乐园时，他定制了一个3D图像，认为如果孩子发生意外，“它也会是3D图像”。想想看”。

“当家庭充满矛盾和仇恨时，这些内讧、纠葛、挣扎的本质也是爱。”李莹说。王义勇和家长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目标不再是让孩子重返校园，而是“让孩子有独立实现幸福的能力”。如果孩子不想上学，想尝试工作，他们认为只要不啃老，他们就会支持。

“让孩子找到自己的节奏”

李英的同事胡娜发现，“拒学诊所”里的很多孩子都存在不适合用药的情绪问题。情绪问题可以通过早期减压、心理疏导、优化教养方式等方式得到改善。

一位患有抑郁的孩子曾告诉她，一年前她让父母来医院，但父母觉得孩子“想太多”。设立“拒学诊所”，可以帮助消除家长的羞耻感，鼓励他们提前接受筛查。

李莹见过很多孩子，用药后情绪问题有所好转，但仍难以重返校园。 “他们拒绝上学的时间越长，重返学校就越困难。”考虑到社会功能的恢复，医生也会建议家长督促孩子迈出第一步，“而不是无休止地等待”。

李莹建议，家长不要陷入过度反思，比如从孩子出生之前就追究自己的错误。 “行动比反思更重要。”他鼓励家长着眼当下，从具体角度入手，比如增加孩子的运动量，每天走3000步奖励零花钱；同时，减少上课天数，与老师沟通作业量，根据孩子的情况选择是否将成绩公布在成绩单、周考、月考上。不管参加还是不参加，“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节奏”。

有些孩子会夸大返校的难度，所以胡娜经常详细讲述与学习相关的问题，比如不在学校的时候在家做什么，她最喜欢的科目是什么，她在学校有什么学习计划。未来，她可以在家学习多少个小时等等，并请她的父母帮忙与老师协商。

一名初一学生因不适应重点班的学习节奏，最初提出转班。后来他担心自己无法适应转班，就提出直接转校。胡娜将自己的担忧一一列在纸上，未来的可能性在医生的笔下被划分了好几次，“不要挡住自己的路，给自己一个机会。”

此外，Huna也会鼓励家长在孩子课间开设兴趣班或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帮助孩子与外界建立联系。曾经有一个病人，很喜欢烘焙，每次来诊所都会送蛋糕给她。她的父母也接受了她将来以此为谋生的方式，“不必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她不擅长的事情上”。

父母放下期望后，叶芸的病情有所好转，她也做好了复学的计划。休学第二年后，她的朋友们已经进入大学了。在一次聚会上，一位朋友说他的专业很无聊。 “他说他很羡慕我，因为我还有机会努力学习，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 ，想一个你喜欢的专业。”

于是，她每天尝试着走出家门，拿着书去图书馆坐在那里，“直到下午6点关门”。一开始她常常发呆，但家人都会认真地表扬她，“我也希望他们因为我而感到幸福。”她从她最感兴趣的数学开始，每天看网课、答题。她必须完成任务才能回家。图书馆关门后，她去附近的城市书店学习到晚上9点。为了训练注意力，她以2倍速打开网课。 “一旦走神，我就无法很快理解它。”

她的价值观也在逐渐恢复。放学期间，她不愿意外出。 “看到有人干活，即使是环卫工人扫地，我也会觉得他们很棒，我真是个废物。”经过努力学习，她变得越来越自信。你越能接受自己，“至少你能做好一件事”。

“独立获得幸福的能力”

但返校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医生强调，对于孩子来说，一些看似简单的目标并不容易实现，家长要有耐心陪伴。有些家长经常抱怨孩子的作息时间颠倒了。李莹解释说，这是对孩子强迫自己上学、熬夜刺激大脑兴奋的补偿。他经常安慰家长：“至少他还能玩，先让他释放活力，做他想做的事，然后再谈学校。”

叶芸一个人在图书馆自习的这几个月，她有时还会胸口疼痛，全身麻木，甚至会失声痛哭。她恨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深夜给妈妈打电话哭诉：“我已经努力生活了，我很幸福，你也没有给我压力，为什么我还痛苦？ ”她回忆说，那段时间她必须“坚持下去”，“不要太认真，给自己一些时间来治愈”。

胡娜告诉记者，躯体化症状的缓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孩子会有一个阶段，需要适应环境，身体稍微不舒服。如果感觉很不舒服，也可以停下来休息。”

当孩子休息一段时间后问家长是否该回学校考试时，李莹建议“把内耗留给孩子”、“把决定权交给孩子”、“按顺序退”前进”。

王义勇夫妇也在学习“把责任还给孩子”。有一次女儿和朋友出去玩，衣服被弄湿了，他听说这件事后，第一反应就是送一套衣服给他。 “没救了，没救了。”他在心里默默的说道，最终还是忍了下来。

休息半年多后，王义勇的女儿提出尝试复学。她在机构上课了一段时间，调整了自己的日程。然而，开学第一天刚过两个小时，他的女儿就打电话给他，说她想回家。整整一个学期，女儿每天早上都会捂着马桶呕吐。呕吐后，她就去学校，没人打扰。 “我们需要陪伴孩子度过休克期。”王义勇说。 “只要去了，就可以躺着睡觉，也不用写作业。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成绩，而是为了能够融入人群，融入社会。”

另一方面，家校合作也在返校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叶芸回忆说，她在课堂上适应得很顺利，老师们也没有太关注她。她还希望自己能够“更透明”，“不用刻意让我回答问题，偶尔想请假的时候，可以出去透透气”。

也有家庭在停学或复学时遇到障碍。医生看到，一些学校担心孩子在学校遇到麻烦，所以敦促家长停课；一些学校在停课前要求提供住院单；有的学校要求学生提供学习能力鉴定后才能重返校园。

孙金华介绍，医院可以出具请假单和诊断证明，但原则上，作为医疗机构，医院的诊断证明不能直接出具“停学”、“复学”的相关建议。门诊病人每次请假的时间最长为一个月。

为了帮助孩子重返校园，面对学校的要求，医生只能写下“情绪稳定”、“恢复良好”、“无自残行为”、“建议改善社交功能”等字眼。但不同学校对此有不同的认识。由于统一规范尚未形成，孙金华建议加强教育与医疗机构的协作。双方应共同完成对学生停学、返校的科学评估，或者由独立于医院、学校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运作。

孙金华介绍，复旦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目前运营绿色通道门诊，并与上海市闵行区部分学校开展医学教育融合试点。当家长或学校老师发现学生可能存在心理健康风险时，在征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绿色通道提供帮助。对于医学评估，心理老师还可以通过后续咨询来提高对疾病的认识。他认为，学校如果能够及时跟进学生的诊疗情况，也将有助于学生减少停课后返校的阻力。

现在王义勇的女儿已经顺利进入初二。她偶尔会“自己做作业”，熬夜写作业。王义勇夫妇不会干涉，“我相信孩子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他们不再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辅导孩子作业、带孩子去参加课外班上。现在他们晚上出去散步，周末情侣出去，或者为失学的家长组织沙龙。他感叹，如果自己不是孩子，他就不会改变。 “这是一条必然要走的路。”

刚刚考上二流大学的叶云认为，“学习是重拾自信的最好方法”。回到学校后，叶云每天都是第一个来到教室。中午她在教室里自学，同学帮忙送饭。她的父母经常给她打电话，嘱咐她要保重身体。他们只是想让她拿到文凭。而她屏住了呼吸，数学成绩从全班倒数，到了全班前十。

她记得，当她的高考成绩出来时，“全家人都好像疯了”。直到今天，每当她回忆起那一刻，“那种幸福的感觉让我感到充满力量。”现在正在攻读小学教育的她“希望我的学生能够因为我而变得自信”。

经过这次经历，叶芸感觉自己“对很多事情都脱敏了”，家里的气氛也变成了一种“互相称赞”的氛围。每当她感到焦虑或不安时，她总会告诉自己“已经很棒了”，“把自己当小孩子一样”。她总能回忆起返校前的无助和迷茫，于是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自己返校的经历，不少学生涌入私信??和评论区。她一一回复，印象最深刻的是“谢谢你给我勇气”。

（文中王义勇、叶云为中国青年报记者焦景贤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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