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疏导|学习困难专病门诊：孩子的问题是关系问题，家庭矛盾如何化解？

很多孩子的问题

这是一个关系问题

在上海同济医院“学习困难专科门诊”，儿科副主任周晓迅看到了许多焦虑、疲惫的家长。

在诊所里，一些家长在讲述孩子的罪行时流下了眼泪。

在家上网课时，老师在屏幕另一边点了三四下头，男孩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被父母责骂时，他会发脾气，摔门，甚至打人。

上海一位妈妈带着孩子在家呆了两三个月。孩子上网课坐不住，作业也完成不了。母子之间的“战争”每天都在上演。那段时间，女人肉眼可见地苍老了许多。

学习问题总是会演变成家庭矛盾。

当上课睡觉的男孩被医生要求评价他的父母时，孩子的回答是：

“没有任何优点。”

诊所外的走廊里，一名看上去十岁左右的男孩正跟在母亲身后，面色冰冷，两人之间相隔一米的距离。

母亲提醒他吃点面包，男孩对她喊道：

“今天就算饿死我也不吃东西！”

在学习困难门诊成立之前，同济医院就设有儿童心理咨询门诊，但家长咨询的大部分问题都与学习密不可分。

这是最容易引起家长担忧的一个指标——为什么孩子不听话，成绩不好？你为什么不想整天学习和玩游戏呢？

开学第三天，一名一年级的男孩被妈妈带进了周小迅的诊所。

他首先对诊所的设备感兴趣。他在体重秤上跳来跳去。他一坐下，就从椅子上滑下来，摸了摸听诊器，挂在耳边听。

但这个精力过剩的男孩其实是敏感而脆弱的。他的父母对他说几句话就会哭。

新学期的第二天，老师就叫家长来学校。课到一半，孩子自己站起来，在教室外面走来走去。

老师提醒妈妈：“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带他去检查一下。”

周小迅（左四）为儿童及其家人救治（来源：上海同济医院）

超过一半这样带进来的孩子会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ADHD），这是导致学习困难的最常见原因。

此外，可能的诊断包括智力障碍、阅读障碍、自闭症或抑郁和焦虑等情绪问题。

日本一位专家给ADHD起了一个更形象的名字——“大雄肥虎综合症”。

这个名称对应于 ADHD 的两种亚型：

大雄代表“注意力缺失型”，没有纪律、拖延、粗心，做事经常失败；

而胖虎则患有“多动冲动症”，冲动、易怒、容易暴力。

故事的链条往往是这样展开的：

家长发现孩子学习不及预期，表现出各种“怪癖”，家庭内部的纠正以失败告终。

他们焦急地带着孩子去看医生，有时他们会出现一种叫做“多动症”的症状。

这向他们证实了他们的孩子生病了，这一切都是出于生理原因：

注意力不集中、缺乏自控力都是由于孩子大脑前额叶皮层受损所致。

于是我就吃药、接受治疗，有的持续了一两年。我必须每两周去医院复诊一次，然后我满怀希望孩子们能够康复。

但同济医院副主任医师朱梅表示：

“孩子无论是行为问题还是情绪问题，很多都与人际关系问题有关。”

在学习困难诊所，“这里有各种家庭的代表”。

有些家长不让孩子一坐下就说话。他们先批评孩子的缺点，却不提孩子的优点。

有的家长让孩子一边和医生交流，一边坐在一旁玩手机。

有时，当母亲带着孩子进来时，父亲站在诊所门外。医生多次邀请他，他才勉强进来。

在与医生沟通时，有的父亲全程不说话，有的母亲则全程接管谈话。父亲不说几句话，但孩子一说几句话，母亲就会介入，主动出击。

还有一个孩子被带去看医生。父母告诉医生，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回家后做作业也很困难。

但经过现场询问和评估，医生排除了多动症的可能。

这些典型的“症状”是因为孩子被送到了父母认为更好的小学。他不愿意，但因为年纪小，无法反抗父母，只能靠“炫耀”来被动反抗。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些隔阂如果不及时干预，随着年龄的增长，情感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情况只会变得更加困难。

周小迅说，很多来就诊的大孩子都有焦虑抑郁，或者有自残、自杀的倾向，这是病情恶化的结果。

一名十几岁的女孩来到诊所，露出手臂上密密麻麻的伤疤，是被刀割伤的。

孩子们往往比成年人想象的更敏感。

在学困门诊里，很多孩子都能感受到父母的情绪波动，看到父母不开心就会变得紧张、焦虑。

父母往往会忽视孩子的这一特点。

在家长眼里，“孩子没心没肺，过一段时间就忘了”。但当父母离开诊所，留下孩子独自一人时，他们告诉医生：“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有的家长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孩子，“孩子没病，我就没事”。

“孩子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整个家庭的问题。”梅竹说道：“绝对不仅仅是孩子的待遇问题。”

父母往往是最容易注意到学习问题的人。学习困难会导致父母和孩子之间发生矛盾，甚至会爆发家庭战争。

这既伤害了孩子，也伤害了父母。恶性循环不仅造成孩子的心理问题和行为障碍，也成为家庭难以愈合的伤疤。

所谓治疗，除了严格遵医嘱外，往往还需要家人的治愈。

家庭战场

大概从女儿三四年级开始，吕前强的家庭生活就成了战场，有权力的压制和反抗，有咆哮和泪水，甚至多次提到“死亡”。

触发因素有时是我女儿笔中的拼写错误。听写同一个单词 10 或 20 次。这次少了一个点，下次多了一条横线。

有时它是一个数字。草稿纸上写的是“7”，移到练习本上就变成了“1”。前面明明写的是乘法，但是你算一下就变成加法了。

她对女儿大喊大叫，有时吼叫声会在地板上回响。

有几次，卢善强气得手脚发麻，眼睛发晕，倒在沙发上。

我为安妮申请了钢琴三级考试。她在同一个地方反复犯了好几个错误，即使改正错误、拍打手掌，也还是改不了。

鲁山强完全失控，跑过去打开23楼的窗户：

“没人活着，今天我们一起跳吧！”

四年级女儿的反击是她冲进厨房拿起刀：

“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我要自杀！”

卢善强把女儿经常说错的词和记不住的词写在黑板上。右边的牌子有学习计划（来源：卢善强）

夜里，陆善强躺在卧室的床上，陷入了一种绝望的情绪中。

她想到即将到来的“小升初”，以及她需要通过学习克服的危险高峰：

将来如果他考不上中考，就考不上大学，就没有好工作，那么孩子就注定了。

她也不明白，为什么看起来那么聪明的孩子却学不好。

为了教育孩子，她自学了心理学，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证书，但还是找不到答案。

她的女儿安妮短暂地维持了她的希望。

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安妮和另一个小男孩一起代表幼儿园的数百名孩子，担任晚会的主持人和女主人。

社区内有8名年龄相仿的孩子。安妮和男孩被大家认为是最棒的。

进入小学后，男孩获得了校级和区级的“三好生”，而安妮的成绩却跌到了班里的中游。

鲁山墙周边有很多成功的教育案例。

她亲眼看着好朋友的女儿长大，考入北京四中，成为北京中考状元，高考后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如果我们把孩子们放在同一个坐标系中，在众多向上的曲线中，女儿安妮就像是最陡峭的抛物线。

伴随着失控的还有母亲的生命。

当亲子关系最紧张的时候，绿杉玫瑰就成为第一个断裂的线。她被诊断出抑郁。

“学习困难”这四个字，在她的前半生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卢善强本人在10岁左右就获得了国际奖项。读书从来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她从小就获得了所有该获得的奖项。毕业后，她考入北京公务员，并一路晋升。

但40岁时，卢善强辞去了发展前景较好的领导职务，转而到市属大学工作。她有寒暑假，下午4点就下班，这让她有足够的时间监督女儿的学习。

当时，卢山强还认为安妮学习不好只是“态度问题”。

“对我来说，生活正在走下坡路。”鲁山强说道。

失落感和怨恨感并没有消失，反而成为日后亲子矛盾的催化剂。

每天下午，陆善强都会准时下班，偶尔朋友聚会她也不敢参加。

我赶紧回家，做了饭，坐在安妮旁边做作业。

每当遇到懂教育的家长或者孩子成绩好的家长，芦山强都会问：

“我们的孩子怎么会这样？”

关系亲近的朋友都收到了鲁山强发来的论文照片：

“考试又是这样，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卢善强并不知道自己患有抑郁，女儿安妮也已经接近危险的边缘。

有一天，女儿的同桌父母突然来到鲁山强，告诉她两个孩子觉得学校无聊，同意跳楼。

接受一个正常的孩子

2019年5月，安妮在北京第六医院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

安妮参加的韦克斯勒智力测试：她的气质类型是“难养”（来源：Green Cedar Rose）

根据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分会编制的《中国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防治指南》：

全国多动症儿童约1461万至1979万，就医率不足10%。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助理研究员王久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2016年至2020年，医院诊断出多动症儿童601名，其中200名合并阅读障碍。

这家医院是全国为数不多的能够提供阅读障碍明确诊断的机构之一。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患有多动症或阅读障碍的孩子既不能适应学校，也不能被父母理解。

在当前的社会价值序列中，他们已经成为小小的“失败者”。

接到诊断结果后，卢山强有一种强烈的如释重负的感觉。

孩子是个好孩子，问题不在于她养育不当。她只是病了。

患有多动症的儿童通过药物恢复正常的故事让她感到鼓舞。

但她也从医生和一些家长处了解到，有的孩子服药后并没有明显效果，反而产生了耐药性。睡眠不佳和食欲下降也可能是副作用。

考虑到安妮的症状并不严重，鲁山强暂时不让孩子吃药。

焦虑妈妈开始询问其他疗法，包括食物疗法、感觉统合训练、数字疗法等等……

Rose几乎读过所有与多动症相关的书籍。

“我期待有一天药能治好病，孩子能成为我期望的样子。”

一位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朋友问卢善强，如果孩子以后没有明显进步，还是现在这样，还能被录取吗？

陆善强心里怒道：你没有这样的孩子，当然是轻描淡写了。

去医院时，卢善强遇到了一对从山东来京就医的母子。他们是受学校老师邀请的。

一个孩子在地铁上和某人说话：

“老师说我病了，不让我去上课。”

男孩七八岁，精神抖擞，在医院里跑来跑去，围着其他孩子转。

中午，妈妈买了一个汉堡。孩子举到鲁山强嘴边说：“阿姨，吃吧，这个不辣。”

晚上回到家，芦山强在微信上告诉对方妈妈，孩子很可爱。

听到表扬声，孩子有点惊讶，问妈妈：“阿姨也喜欢我这样的孩子吗？”

电话那头的陆山强心如被击中一般，心疼不已。

在怀安妮之前，卢善强和丈夫很喜欢看宫崎骏的动画片。里面的小女孩个个活泼可爱。

这对夫妇希望将来能有一个像波妞一样的女儿。

不久前，两人想起这件事，恍然大悟，老天爷给了他们这样一个女儿。

安妮性格阳光、真诚，一点也不娇气。他在班上很受欢迎，每天都充满活力。

“我们怎么又贪心了？”丈夫说。 “当时我们并没有要求孩子在学校学习好、表现好。”

在学习困难门诊，治疗开始前，梅珠会与家长达成治疗共识——

并不是分数提高了多少。除了改善核心症状外，还需要注意孩子的行为和情绪管理，以及家人、老师、同学之间的关系。

“孩子没有被送到这里，医生只是照顾他。”梅竹说：“就像桌子上的天平一样，孩子动了，你（家长）也必须动起来，才能建立新的平衡。”

但接受一个普通的孩子就像是一场与自己的长期斗争。

安妮进入五年级不久，她就拿回了数学第一单元测试的试卷，上面写着一个耀眼的数字——76分。

绿雪松玫瑰提醒自己：深呼吸，冷静下来。

她没有骂安妮，也没有像往常一样带一堆练习过来。

但情绪仍然来来去去。

有一次，安妮写了一篇文章。她花了2个小时，抄了3遍，但还是有3个错别字。

陆山强又狂躁起来，脱口而出：“我真后悔生下了你。”

安妮像一只受伤的小鹿一样急忙跑回房间。

青蔷薇的任性，给她带来了又一次的伤害。

安妮哭着问道：

“你有几张脸？

“为什么你有时候对我那么好，给我做水果，摸我的头，然后转过身来又说后悔生下了我。”

在主流社会

不正常的人？

安妮被诊断出患有多动症后，卢山强开设了公众号，记录女儿的治疗过程，从而与4000至5000个多动症家庭建立了联系。

她认识了许多正在受苦受难的父母，其中许多是母亲。

济南的一位妈妈全职照顾孩子。孩子得了多动症后，丈夫责怪她没能教育好孩子。

每隔两三天，她就会接到老师的投诉电话。现在，她一听到铃声就想哭。

一对居住在北京大兴的夫妇在孩子确诊后离婚。

母亲患有严重的抑郁，带着孩子和孩子的爷爷住在一起。

老人无法理解多动症或抑郁。他受不了“不正常”的母子，每天在家发脾气。

多动症家长与卢善强的聊天记录（来源：卢善强）

痛苦中，家长带着孩子去看医生，给孩子吃药，祈祷孩子能变得正常。

但慢慢地，一种“叛逆”也出现在一些家长的心中：

难道真的只是一种疾病或缺陷让我和我的孩子如此痛苦吗？

博士学位在社会学中写下了他自己的观察：

“在过度将学习成绩与能力等同的环境下，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就会被视为功能障碍，或者会引发他人的负面反应，导致孩子遭受挫折。”

在医院期间，卢山强遇到了一位正在给孩子拿药的父亲。

抱怨完孩子在学校的成绩和表现后，他再次露出温情：

“像我们这样的孩子自我感觉很好，每天都很开心！”

如果没有学习生活，多动症孩子可能是最幸福的人。

在很多家长的描述中，幸福似乎是这类孩子的某种天赋。

一位母亲形容她7岁的女儿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她每天都自娱自乐，有时甚至会笑。全家人都被她的情绪所感染。

网名叫“阿瓦罗爸爸”的爸爸在网上写下了鸟和鱼的比喻：

我的儿子是一条快乐的鱼，却被要求和一群鸟儿竞争飞翔。如果他不飞，他就会被人瞧不起。

由于家里没有矿，没有办法打破世界的规则，所以只能给小宇吃药，让他学习飞行。

也许困难的问题是，学习，而不是幸福，才是孩子们童年时期“严肃的事情”。

“现在真的太卷了，太‘变态’了。”曾经是优等生的卢善强也感叹道。

安妮六年级时，期末考试得了650多分（满分700分），每科平均分超过90分。但他在班上的排名在20多岁，跌落在年级第100名之外。

卢善强坦言，就算她把自己放在以前，也未必能比现在的女儿做得更好。

卢山强试图“躺下”，放开孩子和自己。作为母亲，内心僵硬的角落开始松动。

她参加了医院举办的正念育儿课程。这次，干预的对象不是孩子，而是家长。

课程主题如下：

“我们能不能暂时去掉孩子身上的所有标签，充分观察他们的真实面目？”

那次爆发后，卢山强预约了心理医生，以缓解她的焦虑和压力。

她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笑了，甚至连笑的感觉都陌生。

去年元旦，鲁山强陪着她三天，她一次也没有发过脾气。

安妮的父亲也注意到了妻子的变化。吃饭的时候，他对妻子说：

“谢谢你这三天没有生气，我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假期。”

另一种生命的可能性

有一天，女儿给卢善强看了手机上的微信聊天记录。

那是一张孩子用裁纸刀在自己白皙的手臂上划伤的照片。

手臂的主人属于社区的另一个女孩。不久前，她考上了北京一所很好的初中。

毫无疑问，她是成年人眼中成功教育的典范，但她手上的每一处伤口都透露着可能付出的残酷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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