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哪找心理医生疏导|江苏援沪医疗队方舱队医护人员出现焦虑，电话心理疏导能否有效？

即使隔着电话，苏州广济医院精神科医生张俊依然能感受到对方的紧张：他说话结巴，声音颤抖，呼吸明显加快。这种紧张从对方的描述中也看得出来：因为第一次参加抗疫工作，进方舱后他经常坐立不安，难以入睡，有一天晚上甚至一夜未眠。“这是典型的焦虑状态。”张俊在心里做出了判断。

这时候，面对面的心理咨询最有效。其实，张俊与对方物理上相距并不远，同为江苏省援沪方舱队的医护人员，在同一个方舱工作、在同一家酒店休息。但根据驻地酒店的管理要求，医护人员从方舱医院回到酒店后，均回房间，不能见面。张俊只能多次通过电话对这位素未谋面的战友进行心理疏导，逐渐纠正对方的认知，将其从负面情绪中拉出来。

4月初，苏州广济医院6名精神科医生跟随江苏省援鄂医疗队来到上海浦东临港方舱医院。工作中，他们发现，方舱医院实现“快进快出”后，大部分患者情绪比较稳定。相比之下，长期在压力下奋战的医护人员更容易出现紧张、焦虑、恐慌等情绪，不少医护人员陷入失眠、身心疲惫的困境。

救人者先救自己。

一些团队成员有睡眠问题

刚进入隔离中心，江苏援鄂医疗队心理专家组成员、苏州广济医院副主任医师盖海军就发现一名同事的状态与平常不同，焦躁不安，精神紧张，坐立不安，时不时起身走动，甚至无法集中精力工作。职业敏感度让盖海军警惕起来，询问后，对方直言：“感觉不舒服，心慌、胸闷。”盖海军判断，对方是情绪过度紧张、焦虑。

此时，上海疫情仍处于高位，盖海军工作的上海临港方舱医院刚刚启用，拥有一万多张床位。这家方舱医院是由物流仓库改建而成，设施尚不完善。但按照要求，所有患者要在2天内入院，还要录入数据、分类安排床位，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高强度的工作、陌生的环境，让不少医护人员处于高度紧张和自我要求极高的心理状态。“我怕自己完成不了工作。”上海医疗援鄂队一名队员告诉记者，她报名参加了第一批开方舱，但在开方舱前两天的凌晨3点，她被眼睛一阵剧痛惊醒。回想起来，应该是前一天晚上失眠，白天又没有休息好导致的。但此时，她不是太担心眼睛，而是更担心因为眼睛疼痛不能按时完成任务。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状态。不少医护人员认为，如果因为自己而导致整个团队被拖累，就会被别人瞧不起，因此有很强的“羞耻感”。

据盖海军观察，这种紧张状态一般会持续两三天左右，随着大家逐渐适应工作和环境，紧张感就会得到缓解。但此时，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失眠问题摆在不少医护人员面前。

失眠更可能是因为生物钟被打乱了。方舱采取轮班工作制，一天24小时分为6班，每班4小时。如果第一天的工作时间是凌晨0点到4点，第二天的工作时间就会顺延到4点到8点，以此类推。不停的轮班工作让队员们的睡眠节律紊乱。另一方面，苏州医疗队虽然在临港工作，但入住的酒店分别位于张江、静安寺等地，往返需要4个小时，这相当于缩短了队员们的休息时间。

“一些队员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苏州市立医院工会副主席梅燕说。

盖海军的专业是研究睡眠障碍，为了解决苏州医疗队的心理安全问题，他还专门做过睡眠困难讲座。但这些都没能阻止他的失眠。“我平时不会失眠，但在隔离中心有一段时间，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盖海军坦言，上夜班、来回奔波意味着他一晚上都没睡着，就算白天小睡一会儿，最多也只能睡4、5个小时，直接影响了第二天的工作状态。

除了睡眠问题，医护人员还要面对社交隔离带来的压力反应。一名队员告诉记者，隔离中心的工作和生活是一条线上的两点，要么在隔离中心忙碌工作，要么回到酒店自己的房间。有时他们会觉得与社会有些脱节，甚至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星期几”。很多医护人员在工作时无力照顾情绪问题，但脱下防护服回到基地，就会想起家人、朋友，孤独感很容易蔓延。

随着时间的推移，队员们不得不面对长期作战带来的疲惫。一天深夜，方舱里一户人家出了问题。孩子不停地哭闹，孩子妈妈显得不耐烦，情绪也不稳定。她一边发泄着心中的不满，一边急切地提出解决他们居住环境的要求。“真的不容易，能帮的我们一定会帮，你把委屈发泄在我身上也没关系。”盖海军一边安慰着这位女士，一边给这家人在舱内安排了一张相对安静的床。他能理解在方舱这么吵闹的环境中，带着孩子的这位女士因为身心疲惫，情绪波动这么大。但另一方面，这种情绪也很容易影响到医护人员。

“误会、受委屈，都是常有的事。”说到这里，盖海军的语气不自觉的低沉了下来。

不愿意打开摄像头的医护人员

对于苏州的医护人员来说，直接抗疫的战斗并不是从支援上海开始的。今年2月，苏州就出现了一波疫情。有的医护人员曾多次参与支援苏州的行动，经历过长时间的闭环管理。有的医护人员在抗击疫情20多天后，继续加入苏州方舱的战斗。

苏州方舱启用后不久，苏州市立医院工会副主席梅燕就接到院内电话，需要工会提供心理支持。在梅燕的邀请下，苏州市广济医院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主任吴正彦及其团队为方舱医护人员开展了远程团体心理辅导。

4月下旬，远程团体心理咨询正式启动，但第一堂课却出乎意料地顺利。大约有十名参与者已经接入了在线会议平台，但当苏州市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许诗琪反复邀请参与者打开摄像头时，只有两名成员愿意这样做。

“我做好了他们不开镜头的准备，没想到尽管我再三邀请，他们还是不开镜头。”许诗琪是一位资深心理咨询，这种情况也让她感到为难。是否开镜头，意味着学员的参与感和投入感。没有这种投入感，后面的课程就无法有效开展。

看着那些相同的微信头像，吴正彦感受到了学员们的抵触情绪。他甚至估计，这一节课之后，整个培训可能就会草草结束。“不得不承认，一线防控人员的心理工作确实不好做。”吴正彦随后分析，原因可能有三个。第一，这些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已经很大了，他们不愿意挤出休息时间参加心理辅导；第二，这些医护人员对心理培训已经习以为常，有的甚至认为“不就是这些吗？都是些老生常谈、心灵鸡汤”；第三，他们对自己的心理问题有羞耻感，认为只有弱势群体才需要心理辅导，同时又不想在同事面前暴露自己的隐私。

很多医护人员可能不愿意暴露自己的隐私。根据课程流程，许诗琪邀请参与者评估自己目前的身体和心理状态，并希望他们介绍自己希望从参加这次活动中得到的效果和期望。通过这两个问题，许诗琪希望了解参与者目前的心理困扰。但她得到的回答大多是一些笼统的回答，比如“感觉工作压力大”、“想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当她进一步询问时，对方不愿多说。

为此，许诗琪改变了课程设置。以往，她需要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让学员讨论互动。在后续的课程中，她把讨论互动时间缩短到四分之一，用更多时间教授正念修行方法和技巧，帮助他们专注于当下，改善情绪。“我还是要尊重他们的安全感，哪怕关掉摄像头听，如果他们觉得某一部分对自己有帮助，能从中得到一点用处，也是好的。”许诗琪说。

经过两周的训练，效果逐渐显现。有的学员愿意敞开心扉，讲起最近在生活、工作中遇到的烦恼。有的学员告诉许诗琪，以前只用过网络会议平台开会，第一次感受到这个会议工具也能带来连接感。还有的学员通过正念训练缓解了睡眠障碍。“正念训练的副作用是让人有困意，有人告诉我，这就是他们想要的副作用。”梅燕说。

因为丈夫也是闭环管理的工作人员，梅燕觉得自己更能理解在隔离中心工作的同事们的感受。有医护人员表示，睡觉都要用自己的枕头，梅燕便安排每周五给同事们送上居家物资，让他们在隔离中心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同时，工会还安排大家开展线上读书会、线上运动、线上社群等活动，作为心理支持。“大家跟着刘畊宏在线跳舞，感觉压力很大。”

远程团体心理咨询仍在进行中，让许诗琪感到高兴的是，目前有2/3的参与者愿意打开摄像头。

更多好消息传来：5月7日，苏州方舱正式休舱；5月10日起，因临港方舱“减舱”，江苏省援沪医疗队方舱队伍已转至其他定点医院；5月11日，上海市8个区和浦东部分街道镇社会治安基本清零……看来，大家能一起晒太阳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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