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心理咨询|高校心理干预系统：从帮助到监视，学生心理健康的双刃剑

近日，一篇题为《为何高校的“心理干预”体系越来越像“心理监视”体系？》的文章再次引发公众对高校心理咨询工作的热议。

文章提到：

高校心理健康干预体系越来越完善，这是一件好事。但在一些大学生眼中，这个原本是为了“帮助”的系统，现在越来越像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

这双“眼睛”覆盖了“学校-部门-班级-宿舍/个人”四层“预警系统”。从学年初的第一次心理健康筛查量表开始，似乎就在关注每一个有“异常状况”的学生，关注他们的情绪、变化和挫折。当达到一定阈值时，一些大学甚至会向学生发出警报：“你心情不好，是否应该考虑请假？”

学校停课后，心理干预系统“眼睛”的存在逐渐被学生感知——

有人发现，开学时进行的心理健康筛查量表让自己成为辅导员眼中的“重点观察对象”；有些人患有精神疾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称为父母”；有些人一时冲动，凡是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有自杀倾向”的人，都会被学校保卫处询问，“要么休学，要么陪你学习”……

缺乏安全感在学生群体中蔓延。甚至有学生问：这个学校是需要解决心理问题，还是需要解决有心理问题的人？

2020年9月17日，《南方周末》发表《大学体检筛查抑郁如何保护个人隐私？》 “文章中描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

某大学学生张戈在接受心理健康测试第二周，就被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传唤”到心理咨询室。同学们因此嘲笑他，怀疑他是因为精神失常而被叫去“喝茶”。

这让张哥感觉很尴尬。他确实因为青春期的灰暗和家庭背景，多年来积累了负面情绪。然而他不知道如何与外界沟通，只会越来越怀疑自己真的不正常。

另一位大学生张凡友的遭遇则更令人震惊！

“有一次我好几天没有吃饭，负责心理咨询的老师对我说，如果你吃得不够，你怎么还有力气继续悲伤呢？”

张凡友觉得老师说的好笑，就去吃饭了。

但让张凡友生气的是，当她出于信任走进学校心理咨询室时，老师在签了保密协议后仍然向学院领导讲述了她的病情和经历。

“就像被人捅了一刀，当信任崩溃的时候，整个人就处于毁灭状态，那种对人性的绝望是没有人能理解的。”张凡友说。

张凡友2019年11月被诊断出患有重度抑郁，建议接受药物治疗和心理咨询。

医生曾经告诉她：“没什么大不了的，吃药就可以了。”

但当学校从辅导员那里得知她的病情后，开始多次联系她的父母，要求将她送往医院。

为此，她与学校领导发生了一些言语冲突。

“也许在学校看来，患有抑郁的学生会自杀，所以他们必须停课住院并与其他学生隔离。”

张凡友永远记得，2020年5月，她在学校门口出示健康码后，就被送往当地精神卫生中心。

她被诊断出患有复发性抑郁症，并伴有严重的精神病症状，她的母亲和她一起住进了医院。

张凡友不被允许返回学校。毕业后，室友们帮忙收拾宿舍里的东西。

张凡友说，同校的一位高年级女生也向她吐露了类似??的经历。辅导员让她每天停课，并让父母带她去医院。

2020年11月7日，《中国大学要筛查抑郁，学生却怕暴露被劝退》一文报道了一名大学生的同样经历。

小树正在北方的一所名牌大学读书。从大二开始，他就一直受到抑郁的困扰。那年夏天，他去医院检查，被诊断出患有中度抑郁和轻度焦虑。

吃了一个暑假的药，感觉好多了，就停药了。

但进入大三后，沉重的学业压力让一切又回来了。

在患者群交流时，一名心理学研究生建议小舒去学校心理咨询室。

他们以为名校的心理咨询室应该更专业、更体面，但万万没想到，竟然这么不专业。

学校安静的心理咨询室里，刚刚升入大三的小舒不知不觉地暴露了抑郁。

“我的情况很糟糕，很痛苦。学业压力很大，要和那么多优秀、勤奋、爱思辨的同学竞争。有时我会想到死亡。”她说。 “不过幸运的是，我没有任何躯体症状，睡觉也没什么问题。”

“太危险了。”老师听了这话，就这么说了，正准备给小舒的辅导员打电话，让她提供父母的电话号码。

小树一听，又急又生气，真的很生气，信任感一下子就消失了。

小舒在学校心理教室咨询后被拘留，心理老师要求家长将她接回。

小淑大闹了一场，直到学院党委书记来了，把她带回了办公室。

秘书安慰她，说学校的心理咨询很不专业。这位心理学老师曾经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以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她就会去看心理医生，或者寻求外界的心理咨询。一切都平静下来了。

那次遭遇后，小树认为“系统不可信”。

因此，当中国政府宣布将进行抑郁筛查时，她的本能反应就是恐惧和不适。

“这真是害死抑郁患者！如果你觉得我们死得慢，就推我们一把！”她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了这篇文章。

在中国，患有精神疾病的学生被学校视为“安全隐患”已是不为人知的秘密。一旦发现学生患有精神疾病，大多数学生都会被要求停课。出于安全和责任的考虑，学校会主动泄露学生的隐私，告诉别人他们的“秘密”。

网络上有关大学心理咨询（机构）“泄密”的投诉也屡见不鲜。

然而，人们在关注高校心理咨询机构“东场化”，甚至指责高校心理咨询不专业的同时，却往往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

2015年8月，大学生苏某在宿舍内自杀。警方勘察现场后，发现苏在笔记本电脑桌面上留下了遗书，记录了他的个人密码和英文（谁也不能责怪，希望尽快），并认定苏有服用苯巴比妥。因钠中毒而死亡。

事发后，苏家人声称XX大学对苏自杀有过错。他们认为，XX大学在新生心理健康调查中明确知道苏患有中度精神疾病，也知道他拥有自杀药物和毒品。尽管他自杀了，但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阻止苏，也没有将上述心理问题和行为告知学生家属，从而导致了苏死亡的悲剧。 XX大学对此负有主要责任。

据此，苏家人向法院请求：判令XX大学赔偿苏家人死亡抚恤金及丧葬费0.2元； 2、责令XX大学向苏某家属支付精神损害抚慰费2元； 3、责令××大学向苏家属支付慰问费人民币2元。 2、支付苏家属办理苏葬的费用。 4、责令××大学承认在处理苏自杀的过程中存在严重不当行为，并向苏家属书面道歉； 5、提起诉讼 费用由XX大学承担。

作为被告，XX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注册督导员李某在庭审中被要求提供相关证明，说明其在苏自杀事件中履行职责的情况。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学生因心理问题发生自残或自残行为时，高校心理咨询（机构）是首要问责对象。

这就导致，高校心理咨询（机构）面对有心理问题（疾病）的学生，尤其是有自杀、自伤、风险的学生时，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如何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帮助。同学们，却如何保护自己。

否则，一旦学生自伤或自伤的责任落到高校心理咨询（机构）身上，将直接影响其成绩和升职。

在大多数高校心理咨询（机构）的工作中，恪守职业道德和履行工作职责已经是两件相互矛盾的事情。

尤其是在涉及学生自残、自杀的危机案件中，严重的“责任焦虑”使得高校心理咨询（机构）更倾向于选择伦理突破来规避风险。

此前，搜狐旗下吉州工作室发表了一篇题为《大学心理咨询的道德困境》的文章，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揭示了大学心理咨询在工作中面临的诸多困境。

一方面，高校心理咨询（机构）被指不够专业，频频泄密“监视”学生；另一方面，当学生因心理问题发生自残或自杀行为时，被家人指控未尽告知义务，甚至将被告告上法庭。

很多时候，这种职业道德与工作职责的矛盾要求，使得大学心理咨询（机构）就像生活在夹缝中的老鼠，里里外外都不再是人了。

多篇文章分析，高校心理咨询机构“东场化”的根本原因在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行政化和“问责”导向的管理机制。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已将心理咨询机构纳入行政部门进行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高校心理咨询的工作需要接受上级行政部门的指导。教育管理者和职业帮手的双重身份，使得高校心理咨询在工作中总是捉襟见肘，甚至不伦不类。

在高校行政部门眼中，心理咨询仅被视为维护校园安全稳定的工具，是高校心理咨询行政部门（机构）的附庸。

面对需要心理援助的学生，行政部门的强行介入，使得高校心理咨询的专业作用难以发挥，甚至不得不违背职业道德去满足上级行政部门的无理要求。

一位大学心理咨询曾向我们抱怨：

全职从事大学心理咨询十年，咨询量少得可怜。省教育管理部门领导公开表示，专任教师参加培训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参加这么多的培训，更不用说是哪个省的了。他们还明确表示，向心理咨询中心专职老师咨询并不是主营业务。所以，你看，打零工是不可避免的。缺乏系统监管，缺乏专业培训，行政事务较多。每次学生预约咨询，与行政工作发生冲突时，必须要求与学生再次预约。长此以往，就会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将高校心理咨询机构“东长化”问题简单地归咎于个别高校心理咨询显然是不客观的。不应该把责任归咎于大学心理咨询。

高校心理咨询也会因专业工作的“东场化”而产生激烈的内心矛盾和冲突。

事实上，心理咨询越认同所学理论中隐含的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西方价值观，他们就越讨厌在体制内工作。

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心理咨询对“自我和自由”的强调，会导致心理咨询下意识地过分强调“个人主义”，与东方文化背景中“集体主义”和“系统工作”的价值观不符。 。产生矛盾和冲突。

某种程度上，体制内心理咨询所遭受的职业痛苦和职业认同危机，实际上是心理咨询“文化适应性”问题的两个侧面。

当心理咨询这一西方文化的产物传播到崇尚集体主义文化的中国时，不可避免地会经历适应阵痛。

作为身体内部的个体，内部心理咨询对此自然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需要认识到的是，在文化矛盾和冲突中，任何个人都不应该成为受到严厉批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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