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心理医生一次多少钱|张道龙：从哈尔滨到芝加哥，华人精神科医生的跨文化心理咨询之旅

【博主注】张道龙，美国华人心理文化协会（CAAPC）创始人。 1990年获得哈尔滨医科大学硕士学位后，赴美国深造，毕业于芝加哥大学精神病学系。他是美国少数获得ABPN（美国精神病学和神经病学学会文凭）并从事EAP（员工援助计划）工作和心理咨询的华人精神科医生之一。他目前在美国芝加哥退伍军人医院行为健康科、精神病科工作。和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医学院精神病学系。

美国目前使用的最新《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由张道龙翻译引入中国。

16年来，他每年两次从美国回国，每次为期2周，致力于传授心理咨询“方法论”。近期回国期间，他曾到西安、四川、黑龙江、河北、北京等地讲学。 9月13日，张道龙在北京期间，张晋、吴京就中美精神病学差距问题对他进行了专访。他直言，中国精神病学落后美国20到30年。弥补这一差距，需要树立“生物-心理-社会”一体化治疗理念，尽快建立精神疾病诊断和治疗标准。

“生物-心理-社会”三位一体

财新记者：您在美国是一名精神科医生，给病人看病、开药；不过我注意到您也做了很多心理咨询，而且您在中国的讲座大部分都是关于心理咨询。您如何调和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的双重角色？

张道龙：对我来说，两者是密不可分的。任何精神疾病都是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美国，每位精神疾病患者都采用“生物-心理-社会”协作方法进行治疗。

具体来说，所谓“生物学”，就是给你开药； “心理学”是指教你认知行为疗法等； “社交”是指利用社交资源来帮助你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无论是精神科医生还是心理咨询，他们都会根据患者的病情选择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法，或者几种方法的结合使用。

中国在这方面有些支离破碎。很多精神科医生只开药，对心理咨询了解不多；很多心理咨询只做咨询，轻视吃药。这对于整个心理健康产业的发展是不利的，应该加以改进。

我现在所做的，比如教《DSM-5》，是教你如何治疗病人；我写了《综合短期心理咨询》一书，教你如何做咨询。我写精神病学和心理咨询方面的书，这意味着我从“生物-心理-社会”三个方面来治疗任何患者。

财新记者：您能举个例子详细解释一下“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治疗的概念吗？

张道龙：以抑郁为例。一名患者因人际关系破裂而患上抑郁。当她来看我时，她很瘦，没有胃口，对生活没有兴趣，想自杀。她已经到了一个严重的阶段。

毫无疑问，对于她来说，首先需要吃药，也就是生物治疗；另外，在交谈中，她发现自己有很多负面想法，因此需要接受心理治疗，纠正认知扭曲，帮助她因失恋而平静下来。造成的压力创伤；然后提供社会支持，给她出主意，解决实际困难。她不是说她的生活圈子窄，缺乏爱情资源吗？我把她介绍给了“百合网”，第一天就有几十人联系她，获得了爱情资源。

财新记者：在美国，有多少医生能够弥合“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之间的差距？

张道龙：100%。美国的每位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都接受过这三个领域的培训。

美国有3.6万名精神科医生，他们有权开药，也可以提供心理咨询；咨询师有36万，专门看诊，不能开药。咨询师会接待患者，如果患者认为需要药物治疗，则将他们转介给精神科医生。但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咨询在概念上都接受“生物-心理学-社会”的一体化。

中美药物治疗有何差异？

财新记者：那么，在精神病学方面，中国和美国差距大吗？

张道龙：至少落后20-30年。

财新记者：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在生物学层面上，差异在哪里？

张道龙：首先，诊断标准落后。为了正确治疗疾病，必须正确诊断。诊断需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固定的，因为疾病在变化，研究在进步。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每15至20年更新一次。当然，也不能更换得太频繁，以免医生无法适应。

美国目前使用的是DSM-5标准。中国仍然使用20年前的标准，例如CCMD-3或ICD-10。美国采用病因诊断，中国采用症状诊断。

病因诊断与症状诊断的区别在于病因诊断将相同、相似的疾病放在一起。例如，精神分裂症和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碍可以从病因上放在一起；症状学是指这些症状。 ，如果你有它，你就有精神分裂症，如果你没有它，你就没有它。相对而言，病因分类更容易对患者进行鉴别诊断。

其次，美国的精神疾病是按纬度分类的。例如，如果按照症状分类重度抑郁症，九个症状中只有三四个符合标准就不能诊断；如果按照纬度来分类，即使只满足三四个症状，仍然可以描述和测量。又比如，如果按照症状学对人格障碍进行分类，只能分为有或没有人格障碍，有人格特质的则被排除在外；如果按纬度分类，则可以详细描述人格特征。因此，所有医生都有必要掌握这个诊断标准。

财新记者：用药上有何不同？

张道龙：美国能用药就不用药，能用药就少用药。一般来说，轻症无需用药，中度至重度只需药物治疗，重度至极重度则采用电休克治疗和经颅磁刺激治疗。

有医生认为，有些患者病情复杂，药物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发挥作用。为了尽快治愈，应该同时使用几种药物，避免每种药物都一一尝试，这样太费时间。这是不对的。精神疾病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发生的事情，每种药物都有它的适应症和副作用。您有必要花时间了解患者的情况。如果几种药混合在一起，即使有效，你也不知道哪种药有效。

例如：情感障碍分为双相1型和双相2型。双相1型是因躁狂而恶化的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 2 是一种因轻躁狂而恶化的抑郁症。大多数情况下，患者是因为抑郁才去看医生的。因为躁狂会消耗能量，所以人不可能一直处于躁狂状态，总会转为抑郁。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比较抑郁，不那么狂躁。

当医生面对病人时，如果知道他有躁狂病史，无疑需要联合用药，否则就会受到刺激而变得躁狂。麻烦的是，如果病人第一次出现抑郁症，那么你只能把他当作抑郁来对待；在治疗过程中，你发现他变得躁狂，需要添加治疗躁狂的药物。医学是科学，不能要求医生预测未来。如果你怀疑他狂躁，你二话不说就给他治疗狂躁的药。如果他不这样做，你就会徒劳地伤害病人。

财新记者：美国医生在为患者选药时有哪些具体考虑？

张道龙：第一，根据患者的症状考虑药物的适应症；其次，根据副作用选择药物。如果该药的副作用是体重增加，则不适合肥胖患者；然后还有经济方面的考虑。美国有4%的人没有医疗保险。如果他们经济困难，给他们便宜但有效的药物。

也就是说，选药的原则是：根据治疗效果选择某类药物；根据其副作用决定为什么在此类药物中选择 A 而不是 B；最后，考虑药物的价格和你的经济能力。受不了了

心理治疗：根据临床情况短期或长期疗程

财新记者：上面我们讨论的是精神疾病治疗的生物学方面，那么心理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张道龙：首先，中国社会对心理咨询的接受度较低。很多人不相信科学，相信伪科学，比如NLP、九型人格、气功、色彩心理学、绿豆治疗疾病、黄花菜治疗抑郁等等，大众对心理咨询非常陌生。

其次，心理咨询理念落后。中国现在更多地使用精神分析等长期疗法，这些疗法已经发生在100多年前，很少使用50年前的短期疗法。在美国，80% 使用短程，20% 使用远程。

财新记者：什么是长期治疗和短期治疗？

张道龙：长期治疗主要是指精神分析、催眠等疗法。短期治疗有很多，如动机性访谈、以解决为中心的短期治疗、短期认知行为治疗、短期心理动力学、短期家庭治疗、人际关系治疗、基于正念的减压治疗、积极心理学、延迟暴露疗法和团体咨询。 ETC。

例如，动机访谈是调动委托人的内在驱动力；以解决方案为中心的简短疗法的核心是通过例外情况寻找解决方案；认知行为疗法是通过调整认知来改变情绪；心理动力学是发现病理模式；短期家庭治疗侧重于帮助家庭成员的具体问题；延迟暴露疗法主要适用于PTSD，其理论基础是鼓励来访者通过在受控环境中反复回忆创伤事件的过程来脱敏。

在美国，精神分析曾经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但近年来已经衰落。最流行的是动机访谈；经验上最有效的是认知行为疗法。现在只有不到 5% 的患者使用精神分析来帮助他们。

财新记者：什么样的患者适合短期心理咨询？

张道龙：如果困扰客户的问题不是太严重，也不是太复杂；客户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受到打扰了；客户对自己的烦恼有深入的了解，能够更准确地提炼自己的烦恼，那么就更适合这样做。疗程短。

如果确定客户适合短期治疗，心理咨询还会制定一系列的治疗计划：

首先要建立咨询关系，减少来访者对治疗的抵触情绪；其次，挖掘客户现有的资源，调动这些资源解决客户的问题；另外，治疗计划必须有清晰、完整的记录，治疗效果必须有可见的测量；最后，治疗计划还应在效率和效果之间取得平衡。因为治疗关系的本质是临床医生帮助来访者解决他或她的问题。

财新记者：如何制定治疗方案？

张道龙：首先是评价。第一阶段，委托人进行叙述；第二阶段，提出假设并收集信息；第三阶段，得出结论并做出诊断。

其次，概念化，目的是得出因果结论。结论必须合理且为委托人所接受，为制定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第三，制定并实施治疗方案。一旦开始治疗计划，就需要监测进展情况。治疗计划应有明确的治疗次数和结束时间。必要时应及时修改治疗方案。

改变“以药养医”，最大化利用医疗资源

财新记者：刚才我们分别谈到了“生理”和“心理”的差距。除了这些，社会差距还有哪些？

张道龙：主要原因是社会资源的落后匹配。对于精神疾病患者，美国鼓励你回归社会康复。社会的复苏才是真正的复苏。

例如，在美国，抑郁和焦虑患者急性发作时需要住院治疗，但住院时间只有7至10天。美国商业保险最多报销7天，其余费用自行支付； 96%的国民健康保险将心理咨询纳入健康保险卡本身。这样的政策鼓励患者更少占用医院资源，以加速社会资源的运转，实现效用最大化。

财新记者：刚才我们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三个方面分析了中美之间的差距。您认为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张道龙：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中国有精神科医生2.6万名。他们不是靠咨询赚钱，而是靠开药赚钱。所以，他不可能只看诊，只开药。

其次，心理咨询培训体系落后。心理咨询不能从“生物-心理-社会”三个方面进行培训，而是相互割裂的。医生只相信生物学，咨询师只相信心理学，他们之间互不信任。

第三，进入门槛过低。据称，在国内经过6个月的培训后，即可获得证书并从事心理咨询行业工作。这样辅导员的质量如何保证？

财新记者：您认为中国精神卫生领域最需要改进的是什么？

张道龙：首先是培养人才，进行标准化培训。

一是诊断标准标准化；第二，治疗方法标准化，比如如何用药、何时联合用药等。生物心理社会治疗方法必须时刻遵循，三者缺一不可。

财新记者：16年来，您每年两次回国，进行两周的心理咨询培训。据您观察，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这几年取得了一些进展，对吧？

张道龙：当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首先，中国已经开始提倡心理健康；其次，中国已经开始接受ICD和DSM诊断系统，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中国已经开始标准化培训，从上到下热情很高。国家已开始对干部任用、军队征兵、关系民生的重要岗位从业人员等引入心理评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巨大的改进。

财新记者：总体来说，您对改善中国的心理健康有哪些建议？

张道龙：分级诊疗首先要提高基层医生的诊疗质量；

其次，要取消“药本位”制度，降低综合医院药品收入比例，避免过度诊治；

三是提高商业保险比重；

第四，最关键的是加强培训，培养更多人才。

第五，提高医务人员的薪资水平，因为在发达国家，医务人员等担任重要社会职务的人都是高收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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